帕特里克醒来，知道自己做了梦，但并不记得梦见了什么。他感到一阵熟悉的痛楚，似乎自己在梦中有所追寻，那东西刚消逝于意识的边缘，却依然可以从它的消逝推断出它曾经的存在，如同汽车疾驶而过，在身后卷起一阵夹带着碎纸片的旋风。
他的梦残留着模糊的碎片——隐约记得发生在湖边——和他昨晚与约翰尼·霍尔一起观看的戏剧《一报还一报》[72]混在一起。尽管导演选择巴士总站作为舞台背景，但仍然没有什么能够抵消一个晚上如此反复地听到“慈悲”一词所带来的震惊。
也许他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使用了错误的语汇——想到这一点，一阵短暂的兴奋随之而来，他顺势把被褥掀到一边，考虑要不要起床。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慈悲”一词就好像一个漂亮女人在她争风吃醋、寸步不离的丈夫投下的阴影里，永远被“午餐”、“协会”或“舞会”之类的词语所限定。“恻隐之心”，人们无暇顾及；“宽大处理”，则经常以“抗议短期监禁”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遭遇的困难，相比之下，在更本质的层面上。
他为自己一辈子都必须同时身处两种状态而感到心力交瘁：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床上，又在窗帘架子上；在静脉里，又在酒桶里；一只眼睛被眼罩盖住，另一只眼睛看着眼罩；尝试失去知觉、停止观察，同时又被迫观察意识的边缘，让黑暗变得可见；放弃一切努力，却又心神不宁，做不到无动于衷；沉迷于双关语，却又反感暧昧的毒害；有意将句子拦腰斩断，用限定词“但是”将其支撑，同时又渴望像壁虎一样伸展卷曲的舌头，以娴熟的技巧勾住远处的一只苍蝇；极度渴望逃离嘲讽带来的自我颠覆，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这些想法又只能通过嘲讽来传达。
确定无疑——帕特里克边想边把双脚伸出床外——他今晚又要同时身处两种状态：在布丽吉特的派对上，又不在布丽吉特的派对上。他没心情和那些姓博辛顿—雷恩的人共进晚餐。他要打电话给约翰尼，约他单独吃饭。他拨了一遍电话号码，但随即挂断了。他决定先泡些茶，稍后再拨。他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是尼古拉斯·普拉特打电话来训斥他。他给帕特里克寄了一封来自奇特利的邀请函，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你能被邀请参加今晚这场金碧辉煌的宴会全是我的功劳，但你不必谢我，”尼古拉斯·普拉特说，“我要看着你学会在人情世故中畅游，这是我欠你亲爱的老爸的。”
“我都快淹死了。”帕特里克说，“反正你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为我将来受邀去奇特利做准备了。你把布丽吉特带来拉考斯特，是因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能看出她命中注定将入主上层社会。”
“那时候你太无法无天，意识不到身边发生了那般重要的事情。”尼古拉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上你家，在维多利亚路的房子里，你对着我的小腿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瘸着腿走过大厅，拼命忍着疼，为了不让你那位道德高尚的母亲伤心难过。对了，她现在过得怎样？最近大家都没怎么见到她。”
“惊不惊喜？她似乎开始发现还有比参加派对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一直认为她有点特别。”尼古拉斯圆滑地说。
“据我所知，此刻她正运送一万支医用注射器前往波兰。人们赞美她的慷慨，但我依然认为慈善应该从自己家里做起。她原本可以省掉这趟行程，只需要把注射器送到我的公寓里来。”帕特里克说。
“我认为你应该把这档子事情彻底抛在脑后。”尼古拉斯说。
“是抛在脑后，还是放在眼前。在这片灰色地带里，很难判断。”
“都三十岁了，还用这种方式说话，真是耸人听闻。”
“好吧，你看，”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我已经戒掉了一切，却还没找到任何东西作为填补。”
“你可以带我女儿去奇特利，以此为开端。”
“恐怕难以从命，我自己也要搭别人的车。”帕特里克撒了谎，他其实是受不了阿曼达·普拉特。
“哦，好吧。那么你只能在博辛顿—雷恩家碰到她了，”尼古拉斯说，“而我俩在派对上见！”
若干原因让帕特里克不愿受邀去奇特利，其中之一是黛比也会在那里。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不断尝试摆脱她，但最终突如其来的一刀两断还是令他感到迷茫。而从她的角度来看，在他们漫长的情爱岁月里，她最享受的似乎是渐渐地不再爱他的过程。又怎么能责怪她呢？他为没说出口的歉意而感到痛苦。
在他父亲离世后的八年里，帕特里克的青春悄然逝去，却不见任何成熟的标记填补进来，除非多愁善感和为消除仇恨与疯狂而殚精竭虑可以被称为“成熟”。左右逢源、柳暗花明的感觉，已经被孑然一身在码头边凝视长长的失踪船只名单所取代。他通过数家诊所戒除了毒瘾，留下滥交和混迹派对两个好像失去指挥官的军队，心神不宁地坚守阵线。他的金钱——在恣意挥霍和医疗账单的逐渐侵蚀之下——虽然令他免于穷困潦倒，但也未能帮他换得摆脱无聊的方法。就在最近，他惊觉自己不得不找份工作，便开始学习成为辩护律师，期望能够在帮助尽可能多的罪犯逍遥法外的过程中找到一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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