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点了一支烟。她躺下，背靠一堆枕头和小靠枕，呷着咖啡，吞云吐雾，感到自己的思维更加细致和发散。唯一叫她扫兴的是维克托的卫生间里传来的水声。
首先，他会剃须，用干净的毛巾擦干净残留的剃须膏。接着，他会把头发尽量抹平，走到楼梯口大喊：“亲爱的。”稍作停顿，再喊一遍，满是“不要闹了”的语气。要是她还不出现，他会叫道：“早餐。”
有一天，安就“早餐”这句话作弄过他，戏谑道：“哎呀，亲爱的，你怎么做了？不用不用。”
“做什么？”
“做早餐。”
“噢，我没有啊。”
“噢，我以为你叫出‘早餐’，是说早餐做好了。”
“才不是，是说我想吃早餐。”
安猜得八九不离十。维克托的确在楼下卫生间奋力抹头。但一如既往，他松开手没一会儿，从小到大困扰他的鬈发又翘了起来。
他有两把象牙梳，没有手柄。用起来相当不便，但很传统。同样传统的还有他放剃须皂的木碗，剃须皂起泡效果比不上罐装剃须泡沫。维克托五十七岁，但看上去要年轻些。脸上的肉略下垂，下巴和嘴巴附近皮肤松弛，额前几道深深的纹路，只有这些显露出他的年纪。牙齿整齐，牙口好，泛黄。鼻子肥圆憨厚，但他更喜欢流线型的鼻型。女人都赞他的眼睛，浅灰色，稍下陷的橄榄棕皮肤衬得眼睛熠熠生辉。总之，陌生人会惊讶地发现，尽管看他的脸，他像一位衣着浮夸的地下拳击赛选手，但实际上，他是个语速快、嗓音醇厚的大舌头。
一袭纽和林伍德品牌[3]的粉色睡衣，丝质睡袍，红色拖鞋，维克托觉得自己堪称时髦。他走出卫生间；穿过粉饰过的卧室，卧室中挂绿色纱帐，拿大头针固定在窗户上方；接着走到厨房，在那里游荡，不敢叫安。
维克托在厨房犹豫的当口，埃莉诺到了。别克车身太长，没法蜿蜒开上维克托家狭窄的车道，她只好把车停到山脚下的松林边上。这片地并非维克托的，而是他的邻居福贝尔家的，这家人因生活方式古怪而在拉克斯特人人皆知。他们仍在用骡子犁地，家里不通电，一大栋破旧的农舍里，只有一间房住人，其他房间藏满了一桶桶红酒、一罐罐橄榄油、一袋袋动物饲料，以及成堆的扁桃仁和薰衣草。这一家维持着福贝尔老太太生前的样子；五十年前，当时还年轻的老太太带着一个玻璃碗和一座钟作为嫁妆嫁过来后，从未改变这家生活方式的一丝一毫。
埃莉诺对这些人好奇不已。在她的想象中，他们生活苦行又硕果累累，与中世纪教堂的彩色窗玻璃别无二致——葡萄园里的工人，背后是满满一箩筐的葡萄。她在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见过一个福贝尔家的人，那名男子气质阴沉，喜欢勒死家禽。不过，她欣赏福贝尔一家和大地有某种健全的联系，不像我们已经忘了怎么去做。她的确已经忘了怎么和大地联系。或许你得是个红皮肤的印第安人什么的。
她想克制自己的脚步，慢慢上山。天啊，她的脑袋在飞快运作，空挡运作，她汗如雨下，因极度兴奋而闪过一丝丝恐惧。很难找到平衡：要么像这样，太快，要么像蹚过沼泽来到审判的尽头，太沉。好在有初夏的蝉，蝉鸣声如同血液在她的耳朵里快速流动。这是一种里里外外的感觉[4]。
她在山顶前停下，像新娘走上教堂走道前在最后一面镜子里检查自己的头纱，她深呼吸，试图聚集残余的理智。下一刻，她感觉自己已没有人样，往前走几码路，双腿直颤。脸颊上的肌肉像舞台幕布一样往后抽，心脏快要蹦出胸腔。她下次一定得记住，黄色药片不能一下吃太多。吃的镇定剂怎么没作用？似乎被右旋安非他命的汹涌药效湮没了。噢，天啊，维克托在厨房里，依旧穿得像在做广告一样。她轻快自信地在窗外对他挥挥手。
维克托听到屋外碎石地传来脚步声，接着看到埃莉诺正热情挥手，他终于鼓起勇气叫了安。埃莉诺上蹦下跳，手臂举过头顶，交叉挥动，细长的金发左右晃动，活生生一个想引起直升机注意的海军伤员。
她做出“你好”的口型，嘴巴动作夸张，仿佛在和一个耳聋的外国人说话。
“门开着。”他喊。
不得不佩服她的精神劲儿，他这么想着，一边走到前门。
安正准备听他喊“早餐”，却惊讶地听到“门开着”。她下床，跑下楼去迎接埃莉诺。
“你好吗？我还没换衣服呢。”
“我非常清醒。”埃莉诺回道。
“哎，亲爱的，你泡壶茶吧？”维克托问道，“想喝吗，埃莉诺？”
“不用了，谢谢。”
泡完茶后，安上楼换衣服，庆幸埃莉诺来早了。不过，看到她异常兴奋、涂脂抹粉的脸上全是汗，安认为还是别让她开车，得想法子自己开。
厨房里，埃莉诺叼一根香烟，在手包里摸索打火机。她的墨镜没摘，因此包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难以分辨。凌乱散落的五六支焦糖色的塑料长管，装各式药丸，几包普莱尔牌香烟，一本蓝色皮革电话簿，几支铅笔，口红，一个金色粉饼盒，一小瓶菲奈特·布兰卡[5]比特酒，一张庞特街吉夫斯干洗店的票据。她不停在这些东西中翻找，红色的塑料打火机肯定在包里，但就是找不到。“天啊，我要疯了。”她嗫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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