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晨祷才开着门的。”她答道。
“可我们还想睡觉呢——”
“祈祷比睡觉好。”她站在那儿，无辜地笑着，“再说已经七点了。”
艾伯特又呻吟起来。“关门！”我呵斥道。
她惊了，看样子她根本无法理解：“可这也是为您祈祷啊。”
“随便！关门！”
她消失了。门还开着。连祷[11]又响起来。我愤怒地喊：“我现在数到三，你们要是不停，我就摔东西。”
“我也是。”另一个人声明。
我数到五。接着抓起我的瓶子，瞄准，扔出门外。走廊里，瓶子碎了一地。祈祷停止了。护士们蜂拥进来，克制地责备着。
“关门！”我们喊道。
她们溜走了。刚才那个矮个子护士走在最后。“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关上门。
我们胜利了。
***
中午，野战医院的监察员进来训斥，拿禁闭之类的惩罚威胁我们。可野战医院监察员和军粮库监察员一样，虽然佩着长剑，戴着肩章，却不过是个文职人员。连新兵也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我们由着他说，看他能拿我们怎样。
“谁扔的瓶子？”他问。
我还没考虑好是否要交代，就有个人说：“我！”
一个胡子拉碴的人坐起身。大家急于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承认。
“您？”
“是我。当时我很激动，因为我们被无故吵醒。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他说得像念书。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监察员走了。
我们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承认？又不是你干的！”
他嘿嘿一笑：“这没关系。我有‘狩猎许可证’。”
大家当然明白。谁要是有张“狩猎许可证”，那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的。”他说，“我头部中过枪。他们给我出具了医疗证明。我对自己的行为无责任能力。打那以后，我交了好运。谁也不敢刺激我。我也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下面的人肯定很生气。我承认是我干的，是因为扔瓶子让我很开心。她们明早要是再开门，我们还扔。”
我们乐坏了。我们有了约瑟夫·哈马赫，还怕什么冒险。
***
我们病房里住着八个人。伤势最重的是一头黑鬈发的彼得。他肺部中弹，情况复杂。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伤到了胳膊，开始时看似不重，但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叫我们按铃。他感觉自己在大流血。
我拼命按铃。值班护士没来。晚上时我们没少使唤她，大家刚换了绷带，疼得厉害，一个要这样放腿，一个要那样放腿，一个要喝水，一个又要抖枕头——这个胖老太婆最后恶狠狠地嘟囔着，摔门而去。现在她肯定以为又是这些事，不愿意来。
我们等着。不久，弗朗茨又说：“再按一次。”
我按了铃。她一直没有露面。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个病区护士。可能她正忙着别的病房。“弗朗茨，你确实在大出血吗？”我问，“否则我们又要挨骂。”
“绷带都湿了。有人能开灯吗？”
谁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没人站得起来。我按住铃不放，直到拇指发麻。可能护士睡着了，她一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已经过度疲劳，再说还要按时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几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问。
“铃声她都听不见，摔瓶子更听不见了。”
门终于开了。老太太噘着嘴进来。一看见弗朗茨，立即变了脸，她着急地大喊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按铃了，没人过来。”
他流了很多血。她给他包扎。早晨，我们看见他的脸变得瘦削蜡黄。那张脸昨晚看上去还几乎是健康的。现在，有名护士会经常过来。
***
有时候也来些红十字会的救援护士。她们心地善良，却往往笨手笨脚。换床单时，她们总是因为弄疼了伤员而受到惊吓，结果她们把人弄得更疼了。
修女们更为可靠。她们懂得怎么照顾伤员。但我们更希望她们能风趣点。当然，有几位修女很幽默。她们非常出色！有谁会不愿为利波缇娜[12]修女效劳？这位神奇的修女，只要能远远看见她，她的热情就能传遍整个病区的侧翼。这样的修女还有几位。为了她们，我们愿意赴汤蹈火！我们确实没什么好抱怨的。在这里，修女们直接拿我们当普通人。相反，一想到卫戍部队医院，就让人感到恐惧。
弗朗茨·韦希特没有康复。有一天，他被拉走，再没回来。约瑟夫·哈马赫知道内情：“我们见不到他了。他们把他送进了‘死人屋’。”
“‘死人屋’是什么？”克罗普问。
“就是临终病房。”
“临终病房又是什么？”
“楼道角落里的一个小房间，谁快不行了，就送进去。里面有两张床。大家都叫它‘临终病房’。”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把人送去以后，她们就不用再做什么了。那间房也很方便，靠近去停尸间的电梯。可能这么做，也是不希望他们死在大病房里影响别人。他单独躺着，也更好照看。”
“可他本人愿意吗？”
约瑟夫耸耸肩：“他们通常对此已经没有太多意识了。”
“所有人都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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