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是——”我有些激动，无法应对文明的冲击。
“您都能躺在前线战壕里了，我们当然也能洗一条床单。”
我看着她。她既年轻又迷人，就像这里的一切，洁净细腻。这一切不光为军官——无法理解，甚至让人毛骨悚然，感到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威胁。
尽管如此，女人仍是出色的拷问者。我必须老实交代：“只是因为——”我顿住。她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因为什么？”
“因为虱子！”我终于大吼出来。
她笑了。“虱子也要过几天好日子。”
我释然了，爬上床，钻进被子。
有只手在被上摸索。是上士，他拿走了雪茄。
一小时后，我们意识到火车在向前行驶。
***
夜里我醒了。克罗普也动了动。列车轻声滑过铁轨。一切仍旧难以置信：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轻轻叫着：“艾伯特！”
“怎么——”
“你知道厕所在哪儿吗？”
“好像是右边那个门。”
“我想去看看。”车厢内一片漆黑。我摸着床沿儿，本想慢慢滑下去，却一脚踩空，坐了滑梯。绑着石膏的腿不听使唤，我“砰”的一声躺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不是听见了吗！”我嚷嚷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部的门开了。护士拿着灯走进来，看见了我。
“他从床上掉下来了——”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可是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您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我打着岔。又要开始刨根问底了。她用她那双明亮的眼睛望着我。她越是洁净美好，我越是不能说出我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样也行。只要她一走，我就可以马上再试着下来。她要是个老太太就简单了，可以直接告诉她。可她那么年轻，最多二十五岁，我怎么好向她开口。
这时艾伯特出手了。他不太害臊，凡事也无所顾忌。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护士，他要——”就连艾伯特也不知如何得体而完美地表达出来。在前线，我们之间只需说一个字，但在这儿，面对这样一位女士——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情形，流利地说完了他的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为了这，您不必带着石膏从床上滑下来。您究竟要什么？”她转向我。
这个新措辞让我受到致命惊吓。我根本不知如何用术语说出那件事。她来帮我。
“大的还是小的？”
真丢脸！我像只猴子般冒着汗，尴尬地说：“哦，只是小的——”
无论如何，还算走运。
我接过一个瓶子。几小时后，我不再是唯一的一个。到了早上，大家都习惯了，不会再羞于说出自己的需求。
列车行驶缓慢，有时停下来，抬下去几个死人。列车时常停下来。
***
艾伯特在发烧。我不好不坏。伤口很疼，但更糟的是，石膏里可能有虱子，痒得厉害，又不能去挠。
我们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风景静静掠过窗外。第三天夜里，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我听护士说，艾伯特因为发烧，要在下一站被抬下去。“火车的终点站是哪儿？”我问。
“科隆。”
“艾伯特，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等着瞧！”
护士来巡视时，我憋了口气，让气冲到头上，涨得满脸通红。她站住了：“您很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突然疼起来。”
她给了我体温计，继续去巡视。要是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又怎能称得上卡特的弟子。这些军用体温计测不出谁是有经验的老兵。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待在细管子上，不会掉下来。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地弹它，再拿出来往上甩甩。升到37.9℃，这还不够。我小心地擦着一根火柴，放在它旁边。38.7℃。
护士回来时，我气喘吁吁，呼吸急促，用呆滞的双眼瞪着她，不安地辗转低语：“我实在受不了了——”
她在字条上记录下我的名字。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被无缘无故解开。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了火车。
***
我们住进了一家天主教医院，在同一间病房。这很幸运，因为天主教医院以医疗好、伙食好闻名。列车上下来的伤员填满了医院，其中许多人是重伤。我们今天没能检查，因为这里的医生太少。走廊里不断推过装有橡胶轮子的平板车。车上躺着直挺挺的人。这真是个该诅咒的姿势——四肢僵直——睡觉时兴许还好。
夜里十分嘈杂。没人睡得着觉。我们凌晨才勉强打了个盹儿。天亮时我醒了，见房门开着，听见走廊有动静。其他人也醒了。有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解释说：“护士们每天早上会在这层的走廊祈祷。她们叫它晨祷。她们开着门，是为了你们能分享天主的恩宠。”
这么做是出于好意，但我们正骨头疼、脑袋疼。
“瞎胡闹。这才刚刚睡着。”我说。
“楼上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在这儿做。”他说。
艾伯特呻吟起来。我顿时火冒三丈，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后，来了个护士。她穿着黑白制服，像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温套。“请您把门关上，护士。”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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