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得时间长，自然会知道。”
***
下午时，一个人被抬到弗朗茨·韦希特的床上。没过几天，这个人也被拉走了。约瑟夫打了个意味深长的手势。病房里不时有人进来、有人出去。
时常，有些亲属在床边哭哭啼啼，或轻声说着难为情的话。有个老太太根本不想走，又不让她整夜守在这里，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她又赶来，却还是来得太晚。她走到床边时，床上已经躺着别人。她去了停尸间，手里的苹果送给了我们。
小彼得的情况也越来越差，他的体温记录看上去不妙。终于有一天，一辆平板车停在了他的床边。“去哪儿？”他问。
“去包扎厅。”
他被抬上车。可护士犯了个错误，从衣钩上取下他的军装，放到车上，以免再跑一趟。彼得马上警觉起来，想从车上滚下来：“我不去！”
她按住他。他用他被打穿的肺轻声叫着：“我不想去临终病房。”
“我们是去包扎厅。”
“那你们为什么拿我的军装？”他说不出话了，沙哑而激动地呜咽道，“让我留在这儿！”
她没有回答，推他出去。推到门口时，他还试着坐起来，眼里噙着泪，喊着：“我会回来的！我会回来的！”
门关上了。我们很难平静，却都沉默不语。终于，约瑟夫说：“有人说只要一进去，就挺不过去了。”
***
我做了手术，呕吐了两天。医生的助手说我的骨头没有愈合。有个人很倒霉，骨头长得不对，只能打断重接。
主任医师来查房时，发现我们新来的人里有两个扁平足。他十分兴奋：“我们把它治好。”他说，“只要做个小手术，您就有一双健康的脚了。护士，您记一下。”
他刚一走，无所不知的约瑟夫就警告说：“你们可千万别做这个手术！这个老头儿是个科学狂人，对他能抓去手术的人一律十分野蛮。他给你们做完手术，你们确实没有扁平足了，可你们换来了畸形足，这辈子都要拄拐杖。”
“那可怎么办？”一个问。
“就说不干！你们是来治枪伤的，不是来治扁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没有扁平足吗？有。你瞧！你们现在还能跑。可要是让那老头儿动了刀，你们就变成了残废。他需要的是能做实验的兔子。对他和所有医生来说，战争简直是他们的辉煌岁月。你们去下面的病区看看，他手术过的十来个人，全都一瘸一拐。有些人1914年、1915年就来了，好几年了。没有一个人比开刀前走得好，反而全都比以前糟。大部分人还绑着石膏腿，每半年再抓他们去打断骨头。每次他都声称手术成功。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说不，他就不敢动手。”
“啊，老天！”两人中的一个厌烦地说，“好在是脚不是头。谁知道再上前线会遇上什么？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能回家，畸形脚总比死了好。”
另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表示不同意。第二天早上，老头儿叫人把他们带到楼下。又是劝说，又是呵斥，好说歹说，直到他们默许。有什么办法？——他们只是小卒，而他是个高级动物。他们回来时打过麻药，绑着石膏。
***
艾伯特的情况不太好。他被拉去做了截肢。他们草率地截去了他整条腿。他整日一声不吭。有一次他说，要是再能找回他的左轮手枪，他就开枪自杀。
一辆新的运输车抵达医院。两个盲人被安排在我们病房，其中一个是位年轻的音乐家。护士们给他喂饭时从来不用刀叉。他曾从护士手中夺走过一回，可尽管十分小心，还是出了岔子。吃晚饭时，护士在他的床边被人叫走，盘子里留下一把叉子。他摸到叉子，抓紧它，使出浑身力气猛地戳向自己的心脏。接着他又抓起一只鞋，使劲儿砸向叉柄。我们大声呼救，三个男人齐力才拔下他身上那把叉子。并不锋利的叉子已经深深插入他的身体。一整晚，他都在骂我们，闹得人无法入睡。早上，他喊叫着浑身痉挛。
又多出一张空床。日子在疼痛、恐惧、呻吟和垂死的呼噜声中一天天过去。死人屋太小，已起不到作用。有人夜里死在了我们的大病房。人死得太快，护士们根本来不及考虑。
可有一天，门突然开了，一辆平板车被推进来。车上笔挺地坐着苍白消瘦、满头蓬乱黑鬈发的彼得。他凯旋而归。利波缇娜修女容光焕发，推他到原先的床边。我们以为他早死了，可他从临终病房回来了。
他环顾四周：“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情，他还是头回见到。
***
有几个人逐渐可以下床了。我也拿了副拐杖，想来回走走。可我很少用它，因为我受不了在房间走动时，克罗普投来的目光。他总是奇怪地盯着我。所以有时我溜到走廊——那里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病房下层住着腹部中弹、脊柱中弹、头部中弹和双臂截肢的伤员。楼道右翼住着颌骨中弹，毒气中毒，鼻子耳朵中弹和脖颈中弹的。左翼住着眼睛中弹，肺部中弹，骨盆中弹，关节中弹，肾脏中弹，睾丸中弹，胃部中弹的。人浑身都能中弹。这一点，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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