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越跑越慢。“你快跑，我跟着你。”说着，他栽倒在地。
我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他说：“站起来，艾伯特。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走，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小小的避弹所。克罗普一下子瘫倒了。我给他包扎了伤口。他膝盖附近中了弹。接着我看了看自己：裤子上全是血，一条胳膊上也是。艾伯特用他的绷带给我包扎。他那条腿已经动不了了。我们俩都有些惊讶，我们究竟是怎么成功跑过来的。只能是恐惧的催逼。即便被炸掉了双脚，我们仍能过来——拖着我们的残肢奔跑。
我还能爬点路，于是我爬出去，拦住一辆带栅栏的板车，带走我们。车上满是伤员，还有个下士军医。他在我们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被安排在野战医院两张并排的床上。我们贪婪又轻蔑地喝光了稀汤。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这会儿，我们毕竟饿了。
“这下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他说，“我只想知道，我伤得怎么样。”
疼痛越来越厉害。绷带像着了火。我们喝着水，喝着水，一杯接一杯。
“我的伤离膝盖几厘米？”克罗普问。
“至少十厘米，艾伯特。”我答。事实上或许三厘米。
“我已经想好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要是他们锯了我的腿，我就不活了。我不想一辈子做个残废。”
我们心事重重地躺着，等待着。
***
晚上，我们要被拉到“屠宰场”。我吓坏了，赶紧考虑该怎么办。谁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动不动就给人截肢。大批伤员涌入时，截肢比复杂的修补简单得多。我想到克默里西——他们休想用氯仿麻醉我，不然我就打烂他们的脑袋！
还算顺利。医生来回拨弄着我的伤口。我疼得两眼发黑。“您别这样。”他一边数落，一边继续剜。器具像邪恶的野兽，在刺眼的灯下闪着光。疼痛难以忍受。两名男护工牢牢按住我的胳膊，但我还是挣脱出一只，准备揍向医生的眼镜。他察觉了，跳到一边：“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我冷静下来：“对不起，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但您别给我打麻药。”
“那好吧！”他咯咯笑了，又拿起他的工具。他是个金发小伙子，最多三十岁。脸上有几道疤，戴着叫人讨厌的金边儿眼镜。我看他就是想故意折磨我。他在我的伤口上剜来剜去，还不时从眼镜上方瞟我。我双手紧紧攥住把手。我宁可疼死，也不能让他听见我吭一声。
他夹出一片弹片，丢给我。看得出，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接着他细致地给我上好了夹板，说道：“明天你可以回家了。”我打上了石膏。又碰见克罗普后，我对他说，明天很可能有趟伤员专列。
“我们得跟上士军医说说，把我们安排在一起，艾伯特。”
两根裹着商标的雪茄和几句妥帖的话，成功搞定了上士军医。他嗅了嗅雪茄，问道：“这种成色的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说，“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他也有。我们很希望明天能从伤员列车的车窗内递给您。”
他当然心领神会，又嗅了嗅雪茄说：“就这么办。”
我们整夜无法入睡。大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个拙劣的男高音在垂死呼噜前，甚至高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从床上爬到窗边，躺在窗台上，就像要最后望一眼窗外。
***
我们的担架停在了火车站。我们等火车。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被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小时。
上士像母亲般照顾着我们，这让我感觉不妙，却并不想改变计划。我递给他一支雪茄作为预付，顺便让他看了眼那包东西，为此上士为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艾伯特，”我突然想起来，“咱们那张带顶的床，还有那只小猫——”
“还有扶手椅。”他补充道。
是啊！两把红色的丝绒扶手椅。晚上我们曾像君王般坐在上面，还打算以后按小时出租，一小时一根烟。那本是一门生意和多么逍遥的日子！
“艾伯特，”我又想起来，“还有我们那两袋吃的。”
我们变得情绪低落。那东西我们肯定用得着。要是火车晚开一天，兴许卡特会找到我们，把那包东西带来。
该死的命运。我们肚子里装的是米糊和野战医院的清汤寡水，可我们的袋子里却装着猪肉罐头。所幸我们身体虚弱，无力惋惜太久。
列车一早进站时，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关照我们上了同一节车厢。车厢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在下铺。我被抬着，准备安排在他的上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突然脱口而出。
“怎么了？”护士问。
我又瞅了眼床铺。上面铺着雪白的亚麻床单，干净得不可思议，甚至还有熨烫的痕迹。而我的衣服已经穿了六周，肮脏不堪。
“您自己不能爬上去吗？”护士担忧地问。
“倒是能。”我流着汗说，“您还是先把床单撤掉吧。”
“为什么呢？”
我看上去像头猪。真的躺上去？——“那准会……”我犹豫着说。
“有点儿脏？”她鼓励地问道，“这没关系。我们之后会再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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