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一顿好找，终于遇见了萨尔瓦多·达利的《大偏执狂》；我只觉“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我把它做对”的声音依旧在我身边萦绕；正如肯特里奇的新作中总会留下上一幅的痕迹，这句歌词似乎也成了画的一部分。
要到我们走进布置着苹果画的展厅时声音才消失不见。那些果子是科宾尼安·艾格纳被困达豪集中营时种下并画下的。在这盛大的狂热中他培育出了四种新品种的苹果，分别以KZ1号—4号命名（KZ是德语“集中营”的缩写）。
我们又一次在文献展展品中见到了纳粹的狂暴所造成的恐惧，但这次的形式有点特别，因为那些令人景仰的苹果小画是如此朴实，却又那么发人深省，教人不得不为人类在各种逆境乃至绝境中表现出的抵抗力与艺术创造力而感到震撼——这种艺术创造力是唯一真正让人更强烈地感觉活着的东西。
当我看着那些苹果，继而注意到，仿佛有《大偏执狂》的碎片嵌于其中，就好像它们也需要前一部作品的印记才自觉完整，我思索着人类的勇气，进而想起了一位莫斯科女青年的事例。那是位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专家；有人告诉我，由于一纸完全虚假的（这还用说么）白痴般的检举，她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送进了监狱，牢中没有灯光、没有纸笔。这位女青年能够通篇背诵拜伦的《唐璜》（足足三万多句），黑暗中，她以俄语韵脚在心里将它翻译了出来。出狱时，已失去视力的她将译文口述给了一位女友，这就是如今拜伦伟大的俄语译本。
我审视着人类的思想、不可磨灭的思想。我们也该好好思考一切来变得更加幸福。我正自语着这个，忽然有了种被那阵似已拐过博物馆所有展厅所有转角的微风套了圈的感觉，而就在此时，我见那位昭告欧洲已死的金发女子从我身边经过，一身优雅至极的丧服，静默而肃穆。我惊讶于她这会儿恬静的样子；她是如此安谧，全不见先前迷离的眼神。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生怕认错。可是没有，的确是她。她注意到我的视线，便抛来了个“尽在不言中”的微笑，好似在说：对，是我，我就是那个深信欧洲已经死了好几个世纪的人。
我本欲继续前行，却停住了脚步。我问波士顿，她发没发觉，我们刚和那个丧服女疯子打了照面，我们最初是在“未耕”看见的她，后来又在“阿尔托的洞穴”门口碰到了她一次。是啊，波士顿轻描淡写地答道，这会儿她看着好像平静些了，我们可以请她来你的讲座，我估计她是哪场都去的。
这话她是笑着讲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个玩笑。去问问她叫什么吧，我说，我挺想知道她名字的，但仅此而已。波士顿把这活儿交给了阿尔卡，后者二话没说就去办了：她走到黑衣女疯子跟前，问了，听到回答便转了回来。她说她叫卡塞尔。你确定吗，阿尔卡？她点了点头，确定，她说，那女的就叫卡塞尔，都重复三遍了。
又过了一会儿，当阿尔卡通知我们（也许她的工作还包括这个？）差十分钟就六点时，我们几乎是用跑的离开了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我也是服了：在卡塞尔这么个有大把大把时间给我浪费的地方，我竟然还能迟到？
急归急，路过文献展厅时，我们还是在克里斯蒂娜·布赫的“情人”（TheLover）前逗留了几秒，这是一组覆着植物的展架，波士顿特想让我看看。
若不是她，我根本就不会注意到那组架子，它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结果却是文献展的一件展品。我再次确认了动人之物往往生自至为平凡之境：在这个杂草丛生的土台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如此——克里斯蒂娜·布赫种下了一些能吸引蝴蝶的植物。此间，飞蝶丧失了它们赖以成名的无拘无束，转而过起了悲哀的人质生活，植物喜欢它们，抚养着它们，也用让人喘不过气的爱对它们施行着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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