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时刻，艾达·艾拉并未现身，是波士顿来到了酒店，好把我送去议会大楼。与她同来的还有阿尔卡。我忽然记起，后者还是皮姆口中“我卡塞尔之行的负责人”呢。由于她什么都没负责，我还以为策展办公室把她撤了——对我来说，这办公室才真叫是无影无形——可这会儿她又跟波士顿一起冒了出来，且笑得比之前更欢了。我每回见到她都特想问问她在笑些什么，但我即刻意识到，这么一来，我很可能会陷入到一池由语言短路和误解搅成的无尽的涡旋之中。诚然，自我抵达卡塞尔的那一刻起我就特爱研究这种短路，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共同的语言逻辑揭竿进击。可对阿尔卡这人，还是别去深究的好，因为直觉告诉我深究下去我可能要疯。
一走进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那阵无形的轻风就用力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它就像一位老友（的确就是），认出了我们，并因再度与我们相见而欣喜不已，只想铆足了劲儿给我们来一个最夸张的拥抱。我发现瑞安·甘德此作的确切名称是“我需要一些可以记忆的意义（不可见的力）”，不由得想到，“我需要一些可以记忆的意义”定会随时间的推移获得一种宏大的涵义。因为每当我需要更好地回忆卡塞尔的光荣岁月，我总会将这段关于微风的回忆放在手边，它已在我大脑的肌理中被逐渐拓开，进而留给我一种难忘的关于革新与乐观主义的意义。
在这位老友以及他隐形的推动所蕴含的喜悦之力的摇拽下，我告诉波士顿，在赛格尔的黑屋里，就在那个下午，有人在我耳旁说了两遍“Lastbear”。她好像并不怎么惊奇。不仅如此，她还冒出了个主意。她把我带向了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中的一个白色房间，这里布置着西尔·弗洛耶的声音装置“直到我把它做对”（TilIGetItRight）。
我请她尽可能地好好给我翻译一下“Lastbear”是什么——一定非常简单——可是没门儿，因为她在竭力向我推介西尔·弗洛耶的一件已经相当古老的作品；那是她三年前在柏林看到的，当时就喜欢得要命，至于它的名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过度生长”（Overgrowth）；一株从底部摄影的盆栽被投影放大成了一棵树的大小，为的是把参观者置于下方，或者盆栽在上，抑或两者兼有。在她看来，波士顿说，这是对“人为地使一棵树保持娇小”的愚行的精彩解构。西尔·弗洛耶的作品修复了时间的体积，也让我们警惕，生活中会有那么多恶人半路杀出，意图不加分辨地粉碎我们的所有希望……
那会儿我唯一的希望仍是让她给我解释一下“Lastbear”的事，可她似乎没那想法，而是更希望能谈谈“直到我把它做对”——据她称，这话有点像口号。
在“直到我把它做对”中，只听美国乡村歌手泰咪·温妮特无数遍地重复着：IwilljustkeepontilIgetitright（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我把它做对）。
我问波士顿，怎么我们第一天不来这儿听听瞧瞧。我见阿尔卡笑了，就跟她听懂了一样。也不能一口气吃成个胖子吧，波士顿话中带刺。在西尔·弗洛耶的这个纯白房间里展示的是艺术家的需要、不断寻求高难度的“命中”的需要。这让我想起了某场下午举行的座谈会上一位坐在最后一排的女士的发问：我到何时才会不再把我的人物——他们那么孤寂、那么悲摧——放进雾中。等我能写到位了吧，我道。接着我告诉她，我其实对雾与孤独都不怎么痴迷，只是已经有几篇用到它了，我指雾中的独行者，我就觉得得完成这个系列。于是那女的就指责我写作太过阴郁。当时我就特别气，我说夫人，您没看到这世界有多黑暗复杂么？然而没过多久我就注意到了那天和煦的阳光。我心想：一个人要能把什么都看得那么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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