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小时后，我缓步穿过卡哨尔公园，接着是城中心，最后终于回到了酒店的怀抱。我已独处了那么久。撇开那些小状况，我一直心情不错，大概我这辈子都再不会这样神清气爽。我总是把它归结于卡塞尔的创造氛围以及这些天来我见到的诸多艺术品，我还拾回了青年时代叫我和那么些无趣的非先锋艺术家们决裂、和他们的迂腐做派决裂的那股力量。
谁说当代艺术在走下坡路？只有那些出自粗鄙而压抑的国家（譬如我的）的知识分子才会有这样荒谬的想法。也许那位身着全丧服的卡塞尔女子是对的，欧洲死了，但这个世界的艺术还生机勃勃，它是为仍旧在寻求精神救赎的人们留下的最后一扇窗户。
我一进屋就上了阳台，再次向“这个变化”问好。就像卡塞尔欢迎的是疯狂一样，“这个变化”以其繁复的小径给我留下了“它正一步步为我的中国逻辑开拓着许多条新路”的印象。这次我决心以我最可憎的怪相向那黑屋致意，于是把自己想成了童年时读过的古代故事里的那些中国官吏之一。我假装肃立于公堂之上一声大喝：
“二十世纪，一部德国的电影。”
整条街都清楚地听到了我的中式陈词，几个正在走进酒店附楼的——都是去参观赛格尔作品的——年轻人抬起了头。
此话出自《希特勒，一部德国的电影》中一位静默而内敛的人物之口。这是七十年代的一部先锋影片，导演是汉斯—约根·西贝尔伯格：给年轻的我留下最深印象的电影人之一；我记得，某天晚上，在巴塞罗那港举行的一次耗时长久的庆典活动中，我问他要了签名。
做完中国鬼脸，我回到房内。我决定躺到床上、手枕脑后、屈起双腿。我眼望着天花板，凝视着那几道裂痕；德国的裂痕，我在心里说。随后，我把目光转移到了剥落的斑块、那些坑洼之处。我一下觉得我谁都不想见了，更不想对着众人说话，我一点都不想出去，也不愿动弹。然而再过一会儿，我就必须得动弹，得出去，得给人做讲座了。
我想起不算很久以前，也是这么一天、这么个时段，我平生第一次地突然有了种麻木的感觉，我发现我不懂生活，也永远不会懂生活。那天，太阳敷在我家屋顶的彩钢板上，我还未能搭识那些可能对我的人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助我了解一星半点该如何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而多年后，比尼奥夫斯基又背弃了这世界……往昔的那日，我沉沦在我的悲剧深处，从而无数个钟头地盯着一个白木托架，我总觉得那上面有个脸盆；我凝神注视着它，却发现那是我想象的产物，然而醒悟过来时我已经想了几个钟头，我在思考脸盆，也在思考死亡：这无疑是滑稽抑或可笑的轻轻一挠，却是我此生第一次正式领受到不安的攻击。
在短暂温习了我的烦恼启蒙日后，我成功克服了困难，找回了见人的愿望、跟人演讲的愿望、出门的愿望、动一动的愿望。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个提醒：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扎破我全方位的狂热状态。
有一会儿，我想象着026室的两位中国邻居的行动，仿佛听见了一段弦乐四重奏。也许她们找了俩音乐家做情人呢，这种事也是有的。
伴着隔壁房悠扬的乐声，我看《浪漫主义》第193页看了好一阵子。里头讲的是艾兴多尔夫[60]的一首诗《没有方向的旅行》，其诗句延续了曾缔造过奥德赛式的伟大航行（与迷途）的古老动机，而浪漫主义者们从中提取了不设目标也无需抵达的旅行——无尽之旅，兰博则用他的《醉舟》将之延续，众多后来者中，罗贝托·波拉尼奥也继承了它的精神，他说，旅行是不通往任何地方的路，但应走进那些小径，于其中迷失，而后才能重新找到些什么：一本书、一个表情、一件遗落之物，或是一个办法；若有运气的话，则会找到“崭新”，它从一开始就躺在那里。
“所以，先锋根本就不存在咯？”在那次海边小屋的采访中，我问达利。
“对，但有乔尔乔内和《暴风雨》，它们刷新了一切。”
我看了看表，已经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继续读书或是做别的了，去议会大楼做讲座的时候要到了。我好奇怎么没人来个电话说陪我过去，不过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最好慢慢适应：我得自己想法子去了。
我又看了眼我的电子邮箱：万一她们来了封邮件说会来接我呢？可诸如此类的通知一条没有。我搜了搜谷歌地图，又复看了一下我为防在市中心迷路所做的笔记。我把垃圾邮件翻了又翻，一样啥都没有。就在这紧要关头，艾达·艾拉打了我的手机，说她五点会来找我。我舒了口气，却也没太放松，因为这会儿离五点已经相当近了。不管怎样，有电话来总是好事，上帝保佑，我差点没谢谢艾达·艾拉总算还没把我忘了，因为我有种预感，我告诉她，要是没人陪我，叫我自己去的话，我怕是这辈子都走不到那栋议会大楼了。
随后我想起来，讲座是要有内容的，我不无惊恐地发现我只准备了个开头（“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于是我决定，在发言的头几分钟里，既然我不得不即兴发挥，我要讲讲这几年我是如何跳脱了我唯一而排他的执迷之物——文学，转而向其他艺术门类进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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