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黄昏时，我们抵达了火车总站；来老站的目的是想参观一处奇妙的地方：委内瑞拉人哈维尔·特列斯为文献展所作的电影装置“阿尔托[36]的洞穴”（Artaud'sCave）。
前来此地的有我、波士顿和艾达·艾拉。一路上，三人谈论着我与卡罗琳间欠成功且荒诞不经的碰面。波士顿道，你就差告诉她，地球是靠两只采采蝇推着转的了。
而在火车站的该处空间里——它被设计成了个洞窟状的影院——特列斯接连放映着同一部影片。这是波士顿和艾达说的，她们相信，有阿尔托夹在当中，这片子定能让我喜欢。装置将《征服墨西哥》搬上了银幕。我记得，阿尔托的该部作品追求的是“击打”观众，创造出斧凿冰海——人人心中都有片冰海——的刚硬效果，这与奠定了残酷戏剧（由阿尔托本人创立）基础的理论一脉相承，探寻的是如何给予观众一种侵略性的冲击：“为此，（几乎总是剧烈的）动作应重于语言，以解放与理性和逻辑相对的无意识。”
特列斯的视频有趣至极，它不仅解放了无意识，还让墨西哥城贝纳迪诺阿尔瓦雷兹医院的精神病人来担当了演员。它用两条平行的时间线交替展示着精神病院的日常生活与阿尔托所叙述的“征服墨西哥”这一历史事件，这就要求阿尔瓦雷兹病院的患者们必须以超常的技艺将自己一分两半：一半演的是作为病人的自己，另一半则化身为历史人物——蒙特苏马与他的战友们。
鉴于我啥都没说，我看着就跟丝毫不感兴趣似的，无论是对这洞窟还是电影还是墨西哥的征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见那一头金发的德国女青年走了过来，之前在“未耕”看到的身着全丧服、昭告着欧洲将死的女人。就是她，错不了的。她仍穿着同样的黑衣，边向众人嘶吼着边朝我们走来。到了面前，她将一份她自己写的类似小册子的东西递到我们手里，上书，安托南·阿尔托属于最先道出“启蒙运动毁灭了西方”的那批人。其实也和她先前宣扬的——为此她还登上了一座瓦砾的小山——没多大差别。
我琢磨着，这年轻人的叫嚷却也不无道理。理性陷入了疯狂？嗯，没有比理性距离灵魂更远的了，因此理性也就是疯狂的巅峰。况且，这位一身丧服的金发姑娘还指出，阿尔托是头一批发现欧洲“活着却死了”的人之一；单就这个而言，她说得一点没错。
阿尔托也在咆哮。还是说，我已不记得洪堡了？那个索尔·贝娄笔下的人物？前者总会想起，那天，阿尔托将全巴黎最有名的知识分子请去讲座，见人已到齐，他什么文章都没念，而是登上舞台，像野兽一样嚎了起来。从表面上看，阿尔托不停张嘴吐出的只是高声的嗥叫，把呆坐在那儿的巴黎学者们吓了一跳。在他们眼中，这该是个风雅的际会。为什么？洪堡称，阿尔托早就以不知何种方式悟到，知识分子唯一可能感兴趣的便是将思想放在首位的艺术。艺术家必须吸引知识界（新阶级）。所以，文化与文化史的现状就成了艺术的辩题。故而这群法国精英毕恭毕敬地聆听着阿尔托的嘶叫。对他们而言，艺术惟一的作用便是激发或启发想法……
而我自己呢？若仔细一想，我在抵达卡塞尔之后的行动不也遵循着这种取向？从第一刻起，我就很乐意面对那种可能性，即：在文献展中流动的理论能启迪我的创作。事实上，我怀疑其中的某些观念已渗入了我的人格，就似一剂强效毒品，将我送进了一种无比欢悦的状态，把通常在此刻袭来的哀伤吓得连头都不敢冒了。概因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件之一：虽说黄昏已近，可那天，不安的情绪并未像往常一样按时赴约，无疑这对我来说太奇怪了，也或者它只是迟到了些。
而另一件事则是，悄然间，那阵不知所踪的忐忑已被景仰之情——我在卡塞尔所见的一切如此复杂——所取代。
这种复杂性已成了我新人格的组成部分。仿佛我经历的一切与马拉美那句话有着直接的关联：“不要描绘物体本身，而是要画它产生的效果。”文献展某些作品对我产生的效果已在改变我的处世方式。
那样奢侈的复杂性堪称奇迹。我在用雷蒙·鲁塞尔的眼睛见证的艺术的阿尔卡里亚堪称奇迹。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击碎我那一大群朋友的妄想，他们坚称艺术已死，但很遗憾地，他们是将艺术的穷途与世界的末路混为了一谈——这本是两码事。在我看来，艺术还站得稳稳的；说到底，随着那两只让人头昏脑涨的采采蝇一同溃散的，只有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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