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时后的橘园宫剧场，我面对着被芬兰歌手M.A.努米宁用爵士、朋克、摇滚和流行乐捣得粉碎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著作《逻辑哲学论》，不知作何感想。
我险些没法相信刚才所见的一切。《哲学论》之毁灭，简洁高效。当目睹了努米宁对该书的摧残，我神经质地、近乎荒诞地笑出声来，连波士顿都不得不叫我冷静一点。我没睡多久，我提了一句，仿佛这能充当某些行为的借口。那你不想想，她道，你还跟楚丝约了今晚吃饭呢。我真不清楚自己能否活着赴宴；疲累磨蚀着我的体力，且这回可不比一年之前了，晚间出行的我不再享有科利亚多的药片的帮助。
我再次审度起芬兰人努米宁，继而发觉，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拉丁人都无法摸清他戏谑的血脉；对我们来说，他是个不可企及且不可理解的喜剧人；可他仍旧是个十分出色的喜剧演员。不晓得为什么，我对此无比确定。可这是为什么呢，我怎就深信不疑了？我不知如何跳出这个疑问。
离开剧场时，笑的人成了波士顿，只是不像我的笑那样不甚安定。她之所以笑是因为刚读了手边节目单上的努米宁履历，那段生平的西语版显然是直接用目无法纪的谷歌翻译器翻的：M.A.努米宁生于1940年的芬兰索梅罗，曾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哲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他曾创作哲学通知、手写电影、诗歌，有怪癖与探戈的经验。
哲学通知？手写电影？看到人们每天都似在发明着新的文种，我觉得倍儿有意思。又说到这怪癖与探戈的碰撞，这组合还挺有吸引力，虽说不论是我还是波士顿都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我坚信那会是件招人嫉恨的事，比如说，在坐拥怪癖经验的同时，还能用探戈的方式来展现。我们欢快地在橘园宫雅座上聊着这些——芬兰人的表演一结束，见暴雨终于远去，我们便来到了这里。
这会儿波士顿向我证明了她懂的比我想象的多，她跟我谈起了阿根廷人J.罗多尔福·威尔科克的《圣像破坏者的秘密集会》，书中某章描写了一位名叫劳伦斯·里贝尔的加泰罗尼亚导演——兔子的狂热爱好者（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有兔子）——被叫到牛津城去导演《逻辑哲学论》的话剧版本；许多人在第一时间就感觉那是个近乎绝望的活计。
我们喝了几杯咖啡，对我来说可算是许多杯了，随后前往罗斯玛丽·特罗克尔的展厅去观看她的作品：“一件雕塑的十个尝试”（Tenattemptsforonesculpture）——连波士顿都不会讲解的一件造物，也许它就没法阐释，然而我决定给出我自己的注解，称这东西讲的是，在逆境中常应求险；为防遗忘，我把这想法记了下来，只因它留给我一种印象：我此生已多次践行过它，我该继续将它截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山姆·杜兰特的巨型“绞架”（Scaffold）则是我们稍后参观的作品。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却满是孩童的身影：他们在硕大的刑具上攀爬着，估计是把它当成了儿童乐园的一景。将来世界就是这些孩子们的了，也会像个罪恶的游乐场吧，我思量着，顺便也将这“绞架”与我“成吉思汗”的红沙发——我老把它想成断头台来着——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还见到了原本位于市中心、后于1939年被残忍摧毁的、由犹太人西格蒙德·阿什洛特出资建造的大喷泉的逆向（地下版）复制品，创作者为艺术家霍斯特·霍海赛尔。
而在绕着人山人海的卡哨尔公园——文献展的最后一个周末里来了批赶末班车的游客，哪儿都被挤得更加满满当当——欢畅地逛了一大圈后，我们决定去到卡塞尔城中心。在那儿，我们碰上了《国家报》的博客写手拉拉·桑切兹。她刚看了塔奇塔·迪恩的作品“疲劳”，而那也正是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虽说我始觉有些累了，还担心着与楚丝的会面以及我不甚稳定的精神状态，可我们依然去游览了那家古旧而丑陋的银行——一听便是个毫无诗意的地方。而就在那个老派的金融场所里，塔奇塔·迪恩摆上了她神奇的黑板画；黑板很大，是墨绿色的，叫我想起了我萨尔扎纳梦中的那方幽绿，它太过深沉，还记得，那块绿色黑板转眼就变成了嵌在阿拉伯葱形拱中的门，而吾友皮托尔则放缓了手速，在门上刻下一首用未知代数谱写的诗。
塔奇塔·迪恩是本届文献展唯一一个我对其作品还算有所了解的参展者，因为两年前，我在马德里见过她的“修士的涂鸦”。那回，她主要展出的是她所拍摄的人们刻划在西洛斯修道院柱廊上的图样。
我还是听了多米尼克·冈萨雷斯—弗斯特的推荐才去看的“修士的涂鸦”，可那次展览让我很感兴趣，它将那么多年来被陌生人刻在柱石上的怪异印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个体工匠计价用的标记、简易棋盘——很可能是石匠们在等待新雕刻的廊柱被送来安装时的消遣——还有柱廊装饰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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