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假设过自己终究决定走进餐馆，而在紧接着的一个小时里，我并没有穷极无聊、啥事不干，也没像老实巴交的奥特尔那样摹写起无人交流的惨状，他必定会那么做的，而是偷听起邻座一对将近百岁的德国伉俪——这俩着实上了年纪了——的交谈，又翻译起一位越南女厨和一个大有可能来自奥地利的男青年的谈天，更有两位中国服务员，神神秘秘地评论起了他们和几周前坐在我位子上的那个作家的对话。
我还想象着，我去洗手间小小战斗了一下，回来就发现——真是惊悚——昨天那位神经有些错乱的塞拉老兄赫然立于我桌旁。要正常情况我当场就开溜了，可那天早上，我只觉世界逸态横生，生活别有意趣，便效仿着越南大师傅男友的冷静挨着他安安稳稳地坐了下来，登时觉得，这脑子进水的哥们儿似也比昨天有意思些了。
“老伙计，是哪阵风把你吹来了？”我问他。
“我刚从疗养院回来，我的问题那儿整不明白。”
我随意摆了两句体己话，可听着就像我已同意接手他的诊疗事宜。当然，我立马警觉起来，因为我发现，若我不想让“将我的花瓶雅桌搭成个忏悔室”成为我文献展之行的全部的话，我必须慎之又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医生与病人的图景有些“装置”的意味，却毫不先锋。固然对奥特尔这么个保守的作家你也很难要求更多。想到这儿，我终于决定把奥特尔替了，亲自出阵。我一把将那花瓶扔到了地上。我屏息凝神，让我意志不清的患者道出他的难处。中国服务员来了，抱怨起花瓶碎了的事，他的絮叨是我整个白天唯一翻译不出的东西，我对他斥责了我些什么也谈不上兴趣很浓。
起初大胡子塞拉是拒绝的，道，我说什么呢，他哪有难处，又问，难道我不记得了，他是个成功人士。可没过一会儿他就崩了，向我坦承，他要讲给我听的其实也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一点确实：就因为这个，他这辈子一事无成。
“我崩溃。”他说。
“什么？”
“我崩溃是伽利略的功绩，但明显的是开普勒的贡献被他漏掉了……”
这话就跟从英语翻到加泰罗尼亚语的谷歌翻译似的，而且表达很怪——假设它真的表达了什么。它像极了一句翻错的话，又说不定是句夏延[31]土语，实际上，它有些前句不搭后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语言让人回想起七十年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尤其是拉康学派的那些佶屈聱牙的句子。
我有些震惊地发现，二人间沟通障碍的问题甚至比我料想得更为棘手，此外，对这位不太正常的病患，奥特尔显然比我兴头更浓。我差点没让那保守派作家回到（充当病床的）桌边，而我则退居二线，仅以观察者的身份待在那儿。可最后，我决定亲自接手这个本质还算有趣的案例，因为不管怎样，那个白天，眼前一切都让我激动，我在万物中窥见了趣味，我珍视世界给予我的所有；我觉得，我爱的不是生活，而是活着，也心生一种印象，凡不懂得因物而喜的都是庸才，因为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言：“傻子活着才不知体验活着的快乐。”
“我不崩溃，”我道，“所以我不恢复。”
我俩越来越像夏延人了。
塞拉哭着，而我在那儿坐了好久，饶有兴致地考验着我崇高的牺牲精神——它无缝衔接了我始料未及的看护弱者和医治病患的任务；与此同时，我从最悲情的维度逐渐理解了无法交流的不幸，也正因如此，对这患者无从下手。
还真是，我心想，我时常感到——好比现在——想象也是既定事实不可分割的部分，反之亦然。
外头，在车窗那边的广袤的郊野里，雨还在劈头盖脸地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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