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静地在卡哨尔公园中行进，万分确定我们已经走了好久好久，因为忽往左看，我仿佛望见一众小人，或独自一个，或成双成对，或三五成群，全都浸没在一个巨大的水杯中。就跟浮沉子似的，矮人们会在水中垂直上窜，可不等到达水面就又匆匆下降，在水底稍事歇息后又开始新一轮的上浮。
我很渴，只因我们已行走多时，且我猜我得了暂时性的精神中暑。事实上，我感觉皮姆在对我说：那水杯其实是个壮汉，正阻挠着一只大鸟的起飞，大鸟由一批淹死的侏儒构成；后者接受了罪恶的训练，要将雷蒙·鲁塞尔扼死。
嗯好，我道。我们又继续朝前走。
待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幻觉，我只盼到了橘园宫酒吧能在露天位上休息一会儿。我已能在泛着奇丽的绿洲之光的地平线上望见那些雅座，我敢确定，那可绝非幻景。我们走向那些坐席，想着能在酒吧好好歇上一阵，但我的渴劲儿却同时加剧起来。我对水的需求愈烧愈旺，可这也没能抹消我当时的感受：一股无比亢奋的情绪正将我占据。那是我从未有过的体验：我累得要死，却还和数小时前一样生气勃勃，对所有的，尤其是与文献展展品相关的事物，保持着几无节制的热情；我确对某些装置作品存有批判，可大体而言，我对一路所见的一切都怀抱着极大的兴趣。当我漫步在这倾覆于先锋艺术、当代艺术抑或随便什么艺术中的城市，我会这样形容我的心情：十足地幸福。
无疑正是这股热忱催我问起了皮埃尔·于热的展品，这是来卡塞尔之前人就给我推荐过的一位艺术家。
“别错过提诺·赛格尔、皮埃尔·于热和珍妮特·卡迪夫的作品。”阿莉西亚·弗拉米斯如是写道。
没过五分钟，我们已身处那条通往皮埃尔·于热的装置的公园小径。据皮姆刚做的介绍，这是个难以被归类的法国艺术家。不管怎样，这家伙打从一开始就在围绕现实与虚构间紧密而朦胧的关系发问，也疯狂热爱着那些醉心于艺术表现游戏的人。他崇拜达达主义、佩雷克与路易松·博贝特（最后这位最奇怪，是个被他视为达达主义者的著名自行车手），事实上，他能为任何让他听着像是放肆想象抑或拥有无尽创造力的东西倾倒。他喜欢将真实化为幻象，幻象变为真实，虚实莫辨。皮姆道，于热已有十年时间未曾在美术馆或画廊的框架中工作，他躲避着一切常规，而他的艺术风格时而会让人想起比利时人莫里斯·梅特林克。
这个名字的出现令我十分惊讶，我已有几十年不曾听人提起过他。我恰好有段时间深度研究过梅特林克，这位作家写过不少有关自然界的哲理散文：《蜜蜂的生活》《花的智慧》《白蚁的生活》。在明显的日耳曼文化的影响下，这位比利时人懂得在书中营造出一种充斥着不可见的力量的阴郁气氛。巴斯克电影人维克多·艾里斯正是从《蜜蜂的生活》的某段开头找到了他备受赞誉的电影《蜂巢的幽灵》的片名。我甚至也就某些电影名称与昆虫间的奥妙关系写过篇长文。
别有深意的是，皮姆道，在于热此前的装置中，虽则艺术家竭力表现的是各种社会学问题，但最后更显突出的却是那些曾被梅特林克在当时表述过的晦暗无形的力。对我们屡见不鲜的潜伏在水雾与烟云中的能量，于热总是心有戚戚。
最后这句批注让我自问，我有多少次在我的小说中征引起烟的肖像、雾的诗意。我的某些虚构就扎根于雾云密布之地。最吸引我的还属烟霭，我从来没想过多分析这后面的原因。
我较不感兴趣的是云，许因它看着不那么难以捉摸，也或者已有太多人书写过它。实际上，一位巴塞罗那老友已经穷尽了“云”这个主题。某日，在影院，他坐我边上，看着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影片中从华盛顿国会大厦后方穿过的白色的薄云。他道尽一切的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下面这数据没什么用，但也不容忽视：早在三十多年前这云彩就从那儿穿过了。”
我从没见过有谁如此专注于过往亿万无用数据中的一个；从没见过有谁像那天我的朋友那样，静如止水，纹丝不动，实实在在地“云里雾里”。自那时起，云极少出现在我的书中，概因我怕人们在读到它时痴滞于此，概因我怕人们察觉我想让他们痴滞于此。
那雾呢？它却是世间最让我沉醉的物事之一。我常觉得，在它，在雾中，自有一切；奇怪的是，在我初次前往伦敦时一次都没见到它，以至于到今天我都没能走出那份失望。而烟呢，不那么美，也不那么神秘，却同样吸引着我，尽管我也道不清个中缘由，即便有几次，我自觉猜中了一二：我记得，我父亲从未眼红过我们白日衣绣的隔壁邻居，却尤其羡慕他家烟囱冒出的青烟；我总觉得，从这户讨厌的邻人出发，也许就能发现，我为什么老对烟霭——至少是作为文学素材——这么感兴趣。
当我们沿一条泥泞的小路走近那公园转角，即于热令人难以置信也难以忘怀的装置“未耕”（Untilled）的所在地，我首先看到的是烟。待垦，待翻，待犁之地？初谒此处，一个让我心潮难平的地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的绝顶怪异。谁都没法在面对它时无动于衷，且立刻就会意识到这是整个文献展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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