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一个中等个头的臃肿的大胡子走进店里，他四十来岁，穿着件普通的灰色西服：我很快就会发觉这是个既粗俗又精致的家伙，亦重亦轻，某种错乱的魅力会携间歇性的诙谐穿插在他的性情中。
见到那胡子拉碴的男人，我甚至盼着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找我麻烦的。这就证明了我那时状态有多差。绝望的孤独。在为完全空缺的围观者群体诞妄地扮演了那么多分钟的作家后，讲述唯一存在的诗歌已经抛弃了我。
我感觉棒极了，您呢？那神叨叨的家伙问道。见他是我冲我来的，我大喜过望；令我万分惊讶的是，他说的还是我的母语加泰罗尼亚语。他叫塞拉，称自己来自巴塞罗那附近的伊瓜拉达。刚从“疗养院”（Sanatorium）过来的，他解释道。起先我以为他指的是某个诊所或医院，也可能是疯人院，可不是那样，我的想法根本就不搭边；这灰衣胖子是从文献展的一处叫做“疗养院”的装置那儿来的，其作者是墨西哥人佩德罗·雷耶斯。那是卡哨尔公园中的一间小屋，临时搭建的一座配备有七个诊室与若干专家的心理诊所，专门接收那些希望治愈自己的压抑、孤寂与恐惧的人们。若参观者有意，便可如患者一般被收诊，接受“沽毒[23]疗法”（积极的巫毒）的治疗，将一些小物粘贴在布娃娃上。那座“疗养院”恰好位于公园南面，也就是说，几乎就在“成吉思汗”隔壁。
这神经兮兮的男人就是从那儿神清气爽地过来的，而不是疯疯癫癫。起码他是这么评价的，像是要幽我一默。他还拿“沽毒”一词开玩笑。“沽毒”可好了，好得要死，他道。他读过我的东西，可不记得题目了。恭喜恭喜，看来您也心情不错，我说。我把超级积极的玩意儿胶在布偶上了，他道。胶？我问。您不会理解成膏吧，他答。不会，您说的是胶，我听得特清楚，我说。我粘了东西到布娃娃上了，他问，你的明白？
站在桌边的皮姆似乎对此很感兴趣：我要如何应付这位从“疗养院”中“沽毒”而来的男士。请问，“快乐先生”道，我真的可以参观一下您写了什么吗？尽管明知自己完全可能碰上这种情况，然我不信此事久矣，因而被这请求吓了一大跳，以至于异乎寻常地不爽；可我及时反应过来。那就给您看看我刚想出来的那段吧，我说，我刚巧把它记这儿了。我把红本递给了他，他高声念道：“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归根结底，逃跑才是正道。”
他读了一遍，讲，要他会这么写：“用‘疗养院’的胶水，在两小时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虽说我不是奥特尔，但我依然感觉受到了屈辱；我跳了出来，以捍卫他的职业洁癖——我晓得，这位在中国餐桌上忍气吞声的作家一定有这毛病。我告诉他，我想写的是一个正在经历危机的男人，他根本不想从头开始，而是选择了迈向虚无。那就请问了，塞拉先生，在您想象中，迈向虚无是什么？天晓得，他回答道，我是个成功人士，每天都在迈向成功。
如果说我先前还存有什么疑问的话，在这一刹那也都变得十分了然了。我的生活里再次杵进了个奇妙的情景，还有个古怪的家伙囊括其中。从另一角度说，其实也没啥新鲜的：不知为什么，我的一生都在招引着各种疯子。
您瞧，也就几个月前吧，男子说，我告别了四十年来的无趣生活，开始品尝起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成功；我与它初识在我唯一渴望发迹的地方，纽约。塞拉在此做了个——要我说，阴险罪恶的——停顿，接着问道，我是打算从这中餐馆里飞黄腾达么？他没给我回答的时间，甚至没给我十分之一秒，好让我告诉他，能用“品尝”这动词就暴露了他不是自诩得那么会写作。假设您计划要从这儿起家的话，塞拉气定神闲地讲了下去，我得提醒您，纽约更适合施展您的抱负——就算这中国梦实现了，您也不足为道啊。我被他烦得有点喘不过气了，顶了他一句，该不是因为纽约比这炒蛋饭馆位置更中心吧？他笑了。我再次注意到他表现出的谵妄的一面，琢磨着，会不会这样更好：忽道我要上厕所了，且会一去不回；要不就请他去吧台点个八宝饭，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在他的太空之旅中食用的甜品；再不然就建议他去要个——我已经把菜单背下来了——有着八种珍宝的米饭布丁。
“不知您是否能够想象，”他的语气突然凝重起来，还带着些揪心，“你的小说惊艳东西二村，你的光辉文字同时在《纽约客》《棺厂》和《南方评论》上发表，你的面容邋遢而灿烂，你的思想如水一样激荡，你金发的波涛在你头顶喧嚷；每天晚上，你不是在从《银幕闲话》编辑部摄取最新的八卦，就是在与洛克菲勒老爹争论谁才能更好地背负起成功的分量。”
已经不必听下去了。他说着一口无比尊贵的、词汇渊博的加泰罗尼亚语，可《银幕闲话》都停刊多少年了？灰胖的塞拉比他过于普通的外貌显示的要神经得多。我觉得，这已给我提供了个决定性的落跑的借口。如天意一般，我见皮姆在门口跟我做起了手势，似是叫我出去和她一起吹吹风。我记得很清楚，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就仿佛刚有人抛出了个提议：用自己的双脚走出这地狱吧，趁时间还不算太晚。
我走了出去。
逃跑才是正道。
我们绕向饭店后方；在沿一段绿草茵茵的陡坡下行的同时，我们也探入了卡哨尔公园的南区。不一会儿，我们开始按一块乡野路牌的指示前行：那上面画着个指向“疗养院”的箭头。雨停了。不友好的餐厅已在身后，之于我，就好像兴格—兴格监狱[24]正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随着我们愈发深入公园内部，从而踏上了文献展的领土，“中国把戏”也正离我越来越远。
“你信吗，那些中国人连看都看不见我？”我问皮姆。
她不接话，我也没有特别慌张；我更乐意记起，一个人在与另一个人一同行走时，没有义务就对方所有的话语发表意见，因此有多少句子得不到回应都属正常。
半分钟后，皮姆终于决定说话；她告诉我，第二次出去抽烟时，她跟波士顿电话沟通了，策展办公室说，其实不用强求，在餐馆待的时间可长可短，驻店作家大可以自行选择，万万不能令他们感觉窘迫。
早不说呢，我想。可我一语未发，只是继续往前走。一切按部就班才好。不管怎样，我们正在远离那中餐馆，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至少那天我是不用回地狱去了。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惬意呢？那股不可见的力正在静静推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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