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午餐时刻将近，如人所料，“成吉思汗”热闹起来；客人开始拥入，他们纷纷选择了离我较近的桌子。我如此孤单（理论上阿尔卡与皮姆仍旧在外头抽烟，但我很快就会得知，其实当时的阿尔卡早已坐上了回程的公车），以至于有好一阵子我都试图以自欺为乐，假装感到，在餐馆中来来往往的都是我的亲朋好友，这实际就是场我人生各阶段相关人士的意外集会。
既然所有人都要了菜单，我也照做了，只不过我要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有点什么可念。在座的都是老熟人、老朋友，可没人找我攀谈，我倒松了口气：我担心他们一股脑都拥上来跟我说话，我还得在这段时期的好友抑或那段时期的旧识间作出选择；说实在的，厚此薄彼总是叫我痛恨。
我不知怎的就弯下腰去，在桌子下方寻找起孔洞；我尝试在那儿觅到个小孔，因为我知道，正如玛丽·达里厄塞克所了解的，我也钟爱那些狱中的场景，犯人会为他们在牢房中的继任者留下有用的信息；万一她也在哪个小洞里给我预备了这微妙的中式环境下的生存指南呢？可想而知，我啥都没寻见，但我度过了一段异常有趣的时光，尤其是当我想象着，我在桌板夹角找到张纸条，虽说它不是写给我，而是写给霍利·佩斯特的；那是另一位曾经进驻此地的作家，我在网上读过他的诗，相当喜欢。
既然无谓的寻找宣告结束——它只是为了杀时间的——我转而干起了另一个活计。我专心聆听起饭店里俯拾皆是的以德语或中文进行的谈话，包括那些在食客与侍者间展开的德中结合的交流。他们也许都是我的旧友，但讲的不是汉语就是德文，所以可以说，假设我的生命真的在时间的长流中与他们有过交集的话，他们都变了好多，至少都把语言给换了。
我打电话给巴塞罗那一朋友，意在问他能想到吗，一个加泰罗尼亚人竟说起了中文，从而永远放弃了他自己的语言。他是幸运的：我没找到他，且也再没有心思打给第二个人了。
转眼间，整个中餐厅成了又一处戈尔韦湾，因为我开始动用起梦幻般的辛格方法——它如此别具一格，以致让我相信，我能完全听懂人与人的所有谈话，进而能对现场发生着什么做出正确的评断。
一时间，我甚而有种感觉：只要条件合适，我可以在随便哪场中德商务会谈中充当翻译。比如我听见一位德国客人告诉他妻子，她的脸平时就是鸭蛋色的，没啥可生气，今儿个更显惨白了，又听他老婆答道，去死。我听见一位中国厨师对一位服务员说，他再也不想记起他的性爱马戏了，又听后者斥道，他真是受够了他那条恶心巴啦的束腰。束腰是什么？我真晓得什么是束腰？我听见另一名侍者向一位客人表示，他很理解他想在女士面前表现一番的心愿，又听那客人许诺，他会给他一大笔黑钱作为小费，只要他成功做到让他更加出挑。我听见一位中国女厨师对一个德国伙计说道，他就是个肉球，结果被人从阴沟里找见了，要认出他的脸来还得先给他捋掉把黑油，又听那伙计回敬，她的屁股特美特大，恭喜她长了盘那么大的屁股，就是进个厨房难呐，每天都要在门框上蹭下半条命来。
听了那么多，用辛格方法转译了那么多，我得出个结论，这地方真暴力，真可谓暗流涌动。中德人民间紧张的关系——在各自大洲扛起大旗的两个国家——潜行在这家店的每个角落，就好像在那儿，在那个迎宾宴客的局促空间里，汇集着两国瓜分世界时的——一旦美国失势——巨大张力。
人都能嗅到那种一触即发的危急，那些对话则携炽烈的情感将它以某种方式演绎，但它最终将我推向了显著的肉体的疲顿，只有白天大好的心情令我不致早在那个时段就坠入忧愁萎靡。可是很明显，我已经架不住在这荒唐的地方继续待下去，也许最糟的是，我在这儿啥事没干，连进来看我的人——虽说那样会挺恐怖——都一个没有。许是出于这点，见到皮姆重现的我甚而有些高兴。起初我以为阿尔卡落在后头，然而很快我便发觉她不仅不在那儿，且大有可能距我已经好几英里。显然阿尔卡是给皮姆差到别处去笑了。但我没问，我不想了解，我宁可不知道那位乐观爱笑的克罗地亚人的去向，因为我相信这都是她的工作所迫；我更关心的是另一层面的事，特别是我在这放有奇丑花瓶的桌后进行的怪异的等候。
如果像光杆司令一样独守红本还不算什么，皮姆还跟我急了，说这也没人来见我呀。我直想，这还用她说么。我强忍着火，任由自己被大体还算快乐的心境所牵引，单单回了她一句，我发觉她特有意思，我要把她写进我下一本小说。
我料想她至少还会来问一下我下本书的主题，乃至凑到我的桌前看看本上都记了些什么（这样的话，在众人面前，就能营造出有人对我产生了兴趣的依稀印象，没准还能引发排队效应；众所周知，是个人都爱跟风的），可她不但没把目光投向我的小本，还背转身去，称要继续去外面抽烟，随后便以近乎羞辱的速度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如此反感她的态度，以至于不想跟她一道，哪怕能从那张荒谬的桌子后方挪出来、透个气，顺便观察一下，比方说，富尔达河畔露台上的离休人员的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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