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愈发确信，走路能清醒头脑，让人破除局限、放飞思想。我走得那么入神，以至于磕在了通向赛格尔黑屋的长廊边的一把椅子上。有人瞥了我一眼，好似在说，你终于到了，可你连路都不会走。
终于，我踏入到“这个变化”，第二次闯进了这个曾让我五味杂陈的地方。我总觉时间尚早，里面还没有人在，因此我太过自信地迈了进去，摸黑前进着，甚而带着些许成竹在胸的意思。我选择走直线。前行近两米，我正准备转身，忽听房间那头传来几句悄寂的赞美诗；随后，它音调渐高，由起先那曲淡淡的克利什那颂歌逐渐转为了轻快而出人意料的雷鬼，继而又变形成了——临到最后，我才觉自己分辨了出来——一首狐步舞曲。
事情越来越明显：黑暗中，有人或幽灵正在练习舞步。遽然间，其中二人，当然只是我的猜想，化身成了我的护卫，一人一边挽起我的胳膊，将我脚不沾地地拎向了极深的深处，搁在了——我估计是——房间尽头。从未在白天发生的事发生了：我的忐忑霎时再临；尽管它没待太久，但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身处小屋大有可能的界限，身处最绝对的漆黑之中，我记起我在卡斯蒂利亚鲁伊德拉湖畔某小镇的一天，曾见两个银扣黑袍的男人从某家后院里抬出个棺材，里面那块印花布下赫然躺着个六十多岁老头的遗体。
赛格尔的房间里，赞歌戛然而止。牢不可破的静默。狐步舞曲的乡愁。舞者们——在晦暗中羁留许久的他们极可能能看到我——仿佛停住了脚步，一动不动，恍若幽魂。我不愿心情低落，可总还是有些害怕，便高声说道：
“你在德国。”
接着，我伸出双手试探或在眼前的障壁，却没能触到。我像只困在影牢中的老虎，四处抓挠。我想到再往前走也毫无意义，终于在黑暗中笑出了声。稍后，我心生一种或许该到终末之日才能体会的感受：脱身此世，真好。同时它还带来了这样的感觉：似有一束雷电照亮了生命，让我一眼洞悉了它的内部结构。以上就是我的全部体悟；它一闪而过，却又来势汹汹。我已知晓关于我的死亡我所应当知晓的一切，只是已然遗忘。此后，我走出黑屋。只见那白日阳光泼洒下来，与曾在屋内为我指明前程的闪电相似。
我绕着街区走了一圈，试图厘清我刚才的经历。9月的清晨寒冷得紧。当代艺术竟能给人以死亡的惊吓？我意识到我在街上什么也没落下，便转身返回了黑森兰德酒店。
我不仅拾回了早晨一贯的快乐，甚而觉得比往常更欢畅了些，可我没在意这个，我不想把它太当回事。而在那儿，在酒店门口，我实打实地和阿尔卡撞了个满怀；她是给我送信来的，信里说，早上波士顿不能来了（给办公室里的活拖住了），替代她的将是皮姆·杜兰，后者将在十一点左右抵达。
由于乐呵的皮姆还要至少一个多小时才到，而我又不愿跟阿尔卡在大堂耗着，我决计按原计划进行，回房休息。我注意到，前台来了个中国人，大概是艺术家或记者，正在登记，且不停问着谁都不懂回答的问题。我把这写到了被我命名为《卡塞尔印象》的那个小红本上。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在上头记录事件。实际上，从飞离巴塞罗那时起，我就一直在这本子上涂涂画画——我画得不好，可这不要紧——评论好些东西，仿若已有预感，不定哪天，我就会决定，将我对所有这一切的印象节录誊清。
我进到电梯里。就在金属门快要阖上的那一刻，两个浑圆的、相当年轻的、与“问题先生”没有显著关系的中国女人走了进来。我们在同一层下。她们进了026房间。见我就住在隔壁，她们使劲微笑起来，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挺滑稽，抑或中国人都特别爱笑，而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就有点摸不着头脑，想不通他们在笑什么、有什么玩意能让他们那么高兴。
到了客房，我登上阳台，再次与赛格尔的黑屋建立起精神联系。这是我独特的警告方式，告诉我暗夜中的灯塔，我会三度造访，但它绝不准再吓我了。随后我重回屋内，开始隔墙盗听，准确地说，我是在想象那俩中国姑娘正在说些什么。
其中之一道：“每到冬天，他总觉得你会冻死。”另一个答：“可最终死的是他。”其时的我尚不知晓，辛格方法——我个人的研究机制，用于解析我不可能听懂的所有话语——所做的不过是添油加醋，而这个方法——我本想写“忠实可靠”的，但这么评价它想必是个错误——还会在日后被我用来翻译成吉思汗餐馆的食客与侍者的谈话。
我不再偷听我的邻居；在我房间的孤寂中，我将她们想象得比实际更圆更大。我回到电脑前，尝试查询批判艺术团体是否已公布了“无人讲座”的时间地点。不知他们最后安排了没有，因为前一天晚上波士顿连提都没提。我搜了一阵，却没能找到任何关于那场既定在卡塞尔市郊林地之后的某个偏远角落举行的对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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