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啥都没寻见,却撞上了楚丝·马丁内兹的另一篇访谈。配在正文旁的照片有个共同点:哪张里她都没笑。人问她,怎样看待西班牙自找的经济危机;她的回答骇人得很:从心理层面来说,这就好比世界末日。政治家杜朗·巴罗佐曾告诉她,葡萄牙的困境根本没法与西班牙相比,后者的阴暗色调太过浓重了。而在楚丝看来,她同胞们的缺点在于不懂得放开。“我们总道自己疯癫,其实一点也不。我们缺少的正是痴狂与幽默感。我要以塞万提斯为起点重振作为现代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幽默——一种更松弛、更开放、更灵活的生活态度……《堂吉诃德》的幽默是否曾经属于西班牙?”
随后,我开始设计,怎么能让来“成吉思汗”看我工作的人对我的作品一点概念没有。为此我发明了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位有着两个疑问的作家,脑子里赖着两个故事,无论如何都没法摆脱这两大困惑——当着所有人的面写都没有任何不便——的追捕。于是这名生造出来的作者会坐在“成吉思汗”的某个角落,于访客面前书写那对搅扰他却永远不可能搅扰我的故事。而由于这位巴塞罗那作家是个胆小鬼,生怕中餐馆里有谁偷走他的电脑,他写作时仅用一本小本——就说它是红的吧,就我那本,干吗要给他找本不一样的呢,这样我还省钱省心了——以及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
他将是个不识之无的作家(在卡塞尔会混得极惨,但在其他地方,做个文盲或表面上做个文盲必将大获成功),这会大幅简化他与前来观赏直播写作的人之间的交谈。他将是个集幼稚与天生的智慧于一身的男人。应该说他挺单纯:他总给笔下的人物提出异常简单的问题,可天真的他又觉得它们极其复杂。困扰他的第一个小故事是围绕以下疑问展开的:世上的人千千万万,而交流、完完全全的交流,却是在任何两个人间都不可能发生的。
太悲哀了,可哪儿不是这样呢,奥特尔[20](我给我胸无点墨的作家起的临时姓名,仍有待完善)一定会这么想。在这个老好人身上,与世隔绝的焦虑由来已久;事实上,这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令他苦恼,巨大的孤独感让他直想大叫。或因如此,他才无数次地推敲起那个影响深远的疑惑。
绑架奥特尔的另一主旨则是逃避。有次,一位记者请他以此为题现编故事,他自恃其才(尽管晚上梦见自己学浅他会痛哭流涕),侃侃而谈:
“在两天内彻底改变你的生活,不在乎之前发生的任何事,说走就走。您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
“重新开始?”
“根本谈不上重新开始。是迈向虚无。”
我刚捏出这位拥有——我没忍住笑——两个如此严肃的话题,即交流与逃避的巴塞罗那作者,前台通知我,皮姆·杜兰到了。我赶忙从床头柜上抄起我的红本、橡皮和铅笔,下到大堂,俨然已扮演起我“问题成双”的无知作家的角色。下楼时,我感到,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的不可见的力正将我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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