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已完全没入漆黑时刻，我仍在我的电脑前赖了几分钟。我浏览着散落在网络各处的站点，帕维尔·哈斯的音乐与大屠杀的记忆忽就飞回我脑中。一部屡在电视上尤其是加泰罗尼亚台播映的彩色纪录片曾数次勾起我的兴趣，只见希特勒与他的总参谋长躺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处气派的展望台上——那地方叫贝格霍夫——晒着太阳，而片中亦有女人在搔首卖笑——这一直是最吸引我的部分。此外，希特勒还在那儿与几个小孩握了手，亲昵地摸了摸三两条狗。那极权者之高台上的一切实在古怪阴森，而其中最诡异的莫过于，由于该处的海拔，无论哪个场景都似包裹在一个洇出屏幕的、无比巨大的、仿若来自彼世的光团之中。
初见此番画面的我惊讶于阿尔卑斯之绝景，惊讶于纳粹的士卒和屠手竟在那观景台上过着惬意而世俗的、周日早晨式的布尔乔亚生活。我曾频频自问，不知那壮伟的高台而今是否安好，还有那白框明窗——在那玻璃之后依稀可见某种阴暗病态的顽物。而当下的我决定，值此机会，我要查查我记忆至深的场景——几位战犯曾于此同框的阿尔卑斯观景台——如今成了什么样。
谷歌搜索引擎的路径首先将我导向了1945年4月，那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了贝格霍夫别墅；随后是同年5月初，几个满面通红的美国大兵在露台废墟上合影留念，显摆自己饮的是“希特勒的红酒”；最后，我被送往了纳粹酒窖喝干的八年之后，在逾一千吨炸药的作用下，再无任何征象可以表明，此处曾存在过一栋有着闪耀天台的别墅，这里放出的死光曾不祥地辐射着世界。
曾是观景台的地方，只今惟见一方修剪齐整的草坪，谁都不会说那儿曾有过一幢房子、一座高耸的天台、几个挥舞小手也同时挥舞着他们的纯真的孩子；孩子们正朝几个女人温驯地笑着；女人在向她们渴慕的杀手轻笑弄姿。
我细瞧着：那块修饰平整的草地甚而可以被当作我所在的国家的一个隐喻。许因我盯着那个方块看了太久，我堕入了如此终极的疲惫，直想——如果可能的话——当即瘫在那块平庸的、被剥夺了历史的、此刻投映在电脑屏幕中的草坪上。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苦闷的情绪不断滋长，而我魔怔般地记起了我的年纪以及永不饶人的飞逝的光阴，我想象自己如一个弃民般躺倒在那个枯燥无味的方形上，最终睡了过去。
我梦见披头族们放牧的草场，从这片到那片到那片，像个大得没有尽头的噩梦，又梦见（到了这部分我必定已无限接近醒转，也因此迫近了我早晨的欢愉）有人在那儿抢了我的鞋，且对我说，“伟人”的模板当与诗歌相反，与桀骜不驯的个性相反，与讲述独一的、短暂的、不可复制的存在的诗歌相反：它无需被书写，仅需——也首先需要——被践行。
这第二部分的梦，想必以其对关于特立独行的诗歌的巧妙注解影响了我；次日早晨，也是出于一贯的习性，我醒来时心情大好。
崩溃与恢复。
我在酒店吧台点了杯三份浓缩咖啡，这又抬升了我的活力与亢奋，我差点没事笑出声来。我决计立马出去稳定一下情绪。天还早，早得可以，几乎看不见人，事实上，我只瞧见位老妇，躬在扇橱窗前，摸着嘴唇。而除这位奇人之外——也或者是我眼花了——街上再没有许多东西可看。
由于此时此刻的我真叫不调侃些什么就难受，我告诉自己：没人才好呢，这样就谁都不会瞅我，对我说：是时候了，小子，你也该到了，我们正等你呢，等你把昏昏欲睡的当代艺术引上新的道路。
昏昏欲睡？
我发觉我骨子里仍旧装着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自诩神志尚清的知识分子的典型的宿命论的抽搐。我依然在被那些渴望看到当代艺术昏昏欲睡，抑或当代艺术已成灾难的人所影响。
难道不是么？它显然没在它的最高点，这事我必须承认。不过我——除非是在黑色时段——还是会因那些对艺术现状持无限悲观态度的朋友而感到厌烦。我认可那种观点，即艺术正处于危机之中，且我当真觉得，第十三届文献展可能恰就反映了这种困境，可即便如此，接触到卡塞尔的某几件展品还是由衷让我振奋到了现在。而且，我所见的许多事物甚而成为了我人格的一部分，在灰暗的时刻为我注入了乐观的能量。
我望着大清早空寂的街巷，自语道，也不是说我同胞那些自夸了然的声音讲的就一定是真理。他们确实明智，且往往出挑、不同凡响，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耽溺于宿命论中，而其中有些人只是因为缺乏创造的天赋，单单这个就将恼羞成怒的他们抛向了其他人的对立面，抛向了作为整体的当今文化的对立面。最终，我想，这种聪明反让他们落入了俗套。有人称，当今艺术萧条，自六十年代起就再无新意。亦有人道，八十年代后，小说已亡，文艺俱灭。可在那些宿命论者中，更有对六十年代就极端绝望的，每天所做的事就是将每位有志之士的企望一一打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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