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绘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隋代和初唐阶段（公元581～713年）。这一时期的绘画虽沿袭南朝画风，但南北画风已有融合之势。大唐画风正处萌芽状态，画家日益增多，题材日益广泛。
玄宗开元至德宗建中（公元713～78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正处盛唐时期，绘画繁荣昌盛，名画家多如繁星，名作层出不穷，绘画风格百花齐放，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得到蓬勃发展。
第三阶段开始于唐德宗（公元780～785年）之后。那时大唐帝国已经走向衰落，但绘画艺术仍在发展，并出现专门化的倾向。如有人专画牛马、花鸟，因此绘画技巧得到极大提高。
唐朝绘画不仅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辉煌的一页，而且是人类艺术的瑰宝。
隋代绘画（公元581～618年）
隋代虽然仅存在37年，但作用不可低估。它结束了国家的分裂，实现了统一，发展了经济和文化。隋代两位皇帝都爱好书画，都积极推动书画艺术的发展。他们收藏艺术品，撰写图录。他们推崇佛教文化，在全国广建寺庙，因而壁画艺术走向兴盛。在隋代，南北画家相互学习相互交流推动了艺术的均衡发展，山水、人物、鞍马等题材也都出现名作。此期仅史料记载的画家就有几十个，可惜他们的作品都未能流传下来。
隋代名画家只有一人有作品传世，他就是展子虔和他的《游春图》。展子虔在北齐、北周和隋都任过官职，他的创作很广泛，人物、山水、鞍马无所不能。
《游春图》描绘的是贵族在山水间游览的情景，画中山峰起伏，树木翠绿，山花烂漫，湖水泛波。在这春意盎然的时光，游人或骑马或荡舟或散步，欣赏着美好的春光。《游春图》是流传至今的第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山水画，画家克服了南北朝山水画的缺陷，脱离“人大于山”等幼稚状态，为唐代山水画树立了榜样。
初唐绘画（公元618～713年）
初唐的几位皇帝不仅大力推动绘画艺术发展，而且本人也能书善画，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唐代绘画首先在重大政治题材上取得突破，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阎立德、阎立本兄弟。
阎立德曾负责宫廷建筑的修造，他擅长绘画，有《文成公主降蕃图》、《玉华宫图》等作品。作为才华出众的营造专家，他画的宫室应该与众不同，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阎立本（公元600～673年）也是营造专家。他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得到唐太宗的赞赏，因此经常奉旨作画，但现仅存《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传世。
《步辇图》（宋代摹本）绢本，设色，画面描绘了唐初一个重大事件。唐代初年，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吐蕃（今西藏地区）的联系，唐太宗答应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请求，将宗室女儿文成公主许配给他。这幅画就是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十五年接见来迎接文成公主的吐蕃使节禄东赞的情景。画面中，李世民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坐榻上，其他三名宫女分别在前后撑扇和持华盖。唐太宗前面站立着三个人：最前者穿红袍的是礼宾官员，中间是禄东赞，后面是穿白袍的内官。画家准确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心态、动作和地位，李世民既威严又和蔼，高大的身材和沉稳的动作显示出“天子”的风貌。
阎立本的大型作品《历代帝王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图上画着13个帝王像，以他们不同的命运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汉昭帝治国有方，他执政期间国泰民安，所以图中昭帝从容文静，心胸开阔。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开国皇帝，他胸怀壮志，有文才大略，阎立本把他画成高大魁梧、两眼有神、威严而豁达的明君。晋武帝司马炎神勇过人，在他执政期间终于完成了统一三国的大业，所以阎立本图中的司马炎不可一世，目光逼视前方，八字胡微翘，嘴紧闭，神情可畏。
《历代帝王图》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人像艺术的一个高峰，作者不但忠实地描摹对象，而且能通过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揭示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画家尤其善于通过眼神和嘴角的细微差别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联想到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可以看出初唐人像艺术达到了新的阶段，艺术家开始超越比较粗放的、单纯营造气氛的阶段，而进入人物细腻的、深刻的情感世界。
山水画的兴起与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山水诗有密切的关系。那时的诗人为躲避战祸与官场争斗而隐居山林，有人甚至亲自耕作。与大自然相处的生活激发了诗人热爱自然、热爱田园生活的情感，他们写出很多清新优美的山水诗和田园诗。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以适应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佛与道相互补充，与南朝文人的清谈相结合，形成一种特有的宗教流派——禅宗。禅宗反对烦琐的经学和佛学，主张“心中有佛”，即人人只要深思熟虑，豁然开朗，都能通佛。这种主张使文人士大夫既能谈佛，又免受读经之苦，因而深受欢迎并得到广泛传播。禅宗主张贴近生活，亲近自然，从小事中悟出大道理，从一草一木中感受宇宙。这些精神与自然的合一，情感与物象的交融，使文人灵感从心中萌发，形成于诗画，凝结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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