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土豆从破麻袋滚出来一样，愚昧无知的粗话从他嘴里往外不断倒出来：
“这个，跟你一起的，你叔叔？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精明了。又凶又恶，还很有钱。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码头，在河岸上还开了个小馆子。”
慢吞吞地、似乎有些吃力地说完这些后，这人的那双眯缝眼盯住了那个轮船的桅灯，看着那个像金蜘蛛一样的玩意儿在漆黑的网上爬动。
“掌稳了，嗯……你是文化人吧？知道法律谁写的不？”
不等我回答，他继续说：
“各种说法：有说是沙皇，有说是东正教大主教、参政院。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得把法律写成我不仅不会打人，甚至连手都挥不起来才行！’法律应该是铁打的，就像钥匙，把我的心房一锁，不就了结了！那时我才敢说我不犯法！现在我可不敢担保！不敢……”
他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木舵杆，一边自顾自地嘀咕着，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不连贯了。
船上有人在用话筒喊话，那人沙哑的声音就像被浓浓的夜色吞噬了的狗吠一样，显得有些多余。船舷两侧，黑漆漆的水面上，灯火的反光像黄色的油点，漂浮着、融化着，弱弱地照着什么东西。我们头上，一团团浓厚的乌云像淤泥一样流动着。我们越来越深地滑向无声无息的黑暗深处。
舵手苦着脸抱怨：
“把我带到啥地方来了？我的心都没动静了……”
冷漠罩住了我，冷漠，还有忧愁。我只想睡觉。
孱弱、灰色的黎明，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撕开乌云，悄悄地降临了，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岸上露出了灌木林，铁锈色的松树林和暗色的树枝丫、一排村庄的木房子、一个石雕般的农夫身影。驳船上空飞来一只河鸥，扑打着翅膀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和这个舵手都交了班，我钻到帆布下面睡去了，但是，好像很快，我就被一阵脚步声、喊叫声惊醒了。伸出头一看，只见三个水手正把那个舵手往“办公舱”舱壁上按，响起各种嘈杂的声音：
“快丢掉它，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啊，真是够了！”
彼得鲁哈双手十字交叉抱着自己的肩膀，静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挨个看着大家，沙哑着嗓子请求着：
“别让我犯罪啊！”
他赤着双脚，没戴帽子，只穿着衬衣和短裤，一堆乱蓬蓬的黑发顺着固执而凸起的脑门耷拉下来，脑门下方，一双充血的鼹鼠般的眼睛哀求地、诚惶诚恐地看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众人对他说。
“我吗？绝对不会。放开我吧，兄弟们！要是不放我，我就会杀死他！我们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
“别这样！”
“哎呀，兄弟们！”
他慢慢张开双臂，跪了下来，双手贴着“办公舱”的舱板，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再三说：
“让我逃吧，别让我去犯罪！”
在他那奇怪的声音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撼的东西，他那展开的像船桨一样长的双臂哆嗦着，手心向着众人。他那张长着毛茸茸胡子的狗熊脸也在哆嗦，眯缝着的鼹鼠般的眼睛瞪出乌黑的眼珠子。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握住了他的喉咙，要掐死他似的。
男人们默默地给他闪开一条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捡起包袱，说：
“好啦，谢谢啦！”
他走到船舷，一个纵身跳进了河里。我也一下跑到船舷，看见彼得鲁哈摇晃着脑袋，像是戴着一顶帽子似的顶着他的包袱，斜着水流，往沙岸上游去，岸上的灌木林在风中弯了下来，往水里撒着黄黄的叶子。
男人们说：
“他到底还是战胜了自己！”
我问：
“他，疯了吗？”
“干吗要疯？不是，他这是为了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一处水浅的地方，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把包袱举过头挥舞着：
“再——见！”
“他没有身份证，这可咋办呢？”
一个红发罗圈腿的水手乐意跟我谈起他：
“他在辛比尔斯克有个叔叔，是个恶棍，对他很不好，让他破了产，于是他就起了杀死叔叔的念头，但是，他又舍不得自己那条命，就避开了这个罪行。很粗野的汉子，但他善良！他可是个好人……”
这个好汉已经沿着一条窄窄的沙滩，往上游走去，隐没在灌木林里。
原来，水手们实际上都是些善良的小伙子，都是我的同乡，是世代居住在伏尔加河的人；接近傍晚的时候，我觉得我在他们中间已经算是自己人了。但是到第二天，我发现他们看我都阴沉着脸，带着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我瞬间就猜到，一定是魔鬼拽住了巴里诺夫的长舌头，这个幻想家给水手们说了啥。
“你说了？”
他那女人般的眼睛笑了起来，尴尬地挠着后脑勺，承认了：
“就说了一点儿！”
“嗯，我不是叫你别说出去吗？”
“本来我并没讲，只是这个故事太精彩了。我们本来想打牌，可是牌被那个舵手拿走了，闷得慌啊！我就……”
经过我详细询问，才搞清楚，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就编了一个搞笑的故事，故事的结尾，霍霍尔和我就跟古代维京海盗[120]似的，拿着斧头跟大群农民劈杀。
跟他生气没啥意思，因为他所看到的真理全是超现实的。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找工作，我坐在田里的沟坎上休息，他很有把握地、亲切地给我打气：
“应该选择称心的真理啊！瞧，沟那头，羊群在吃草，狗儿在跑，牧人在走。哼，那有啥用呢？这些又能对我们心灵有啥好处呢？你睁眼看看吧：恶人——这就是真理，那善人呢，在哪里？善良的人我们还没想出来呢，就这样！”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很不客气地要我们下船上岸。
“你们跟我们合不来的。”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送我们到辛比尔斯克码头，我们在岸上晒干了衣服，发现口袋里总共还有三十七戈比。
两个人找了家小餐馆喝茶：
“我们接下来该咋办呢？”
巴里诺夫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咋办？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们做了回“兔子”[121]，逃票坐船到了伏尔加河中游的萨马拉，在萨马拉有人雇我们到驳船上干活儿，顺利航行了七天，我们到了里海之滨，在那里一个卡尔梅克人开的一个脏兮兮的卡班库尔-巴伊渔场找了个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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