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三岛由纪夫（1925—1970），生于东京四谷区永住町，原名平冈公威，父亲平冈梓是农林省官吏，母亲倭文重。六岁时进入以皇家、贵族子弟为对象的学习院初等科，十二岁升入中等科。他自幼聪颖过人，十三岁以习作《酸模》初试锋芒，十五岁出版诗集，十六岁于文学杂志《文艺文化》发表处女小说《鲜花盛开的森林》，以神奇的构思、飘渺的意境、虚幻的人物和诗化的语言为世人所瞩目。一九四六年，短篇小说《香烟》经川端康成推荐，发表于《人间》杂志，从而登上日本文坛。一九四九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一九七〇年八月，写完长篇巨著《丰饶之海》第四卷《天人五衰》，十一月二十五日剖腹自杀。
三岛四十五年的短暂生涯，创作了众多的诗歌、长短篇小说、戏曲、随笔和评论，在作品的数量上超过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前期偏重于诗歌和短篇小说（作者自称是轻骑兵时代），后期以写作长篇和戏剧为主。
《金阁寺》一九五六年十月由新潮社出版，当时作者三十一岁，同年还创作发表了《漫长的春天》《白蚁之巢》《永远的旅人》《施饿鬼船》《走完的桥》以及《鹿鸣馆》《近代能乐集》《乌龟能追上兔子吗》等大量短篇小说、戏曲和评论。
金阁寺本是京都临济宗鹿苑寺的一部分，因为建筑里外敷以金箔，俗称金阁寺。这座楼阁式建筑初创于一三九七年（日本应永四年，明洪武三十年），是足利家族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的别墅，义满殁后遂改为菩提寺。一四六七年起始的长达十年的应仁之乱，鹿苑寺境内的大部分建筑毁于兵燹，只有主建筑舍利塔幸免于难，成为北山文化的唯一建筑遗址。一九五〇年，舍利塔因年轻僧人林养贤自焚而被全部烧毁，一九五五年修复。一九八七年，殿堂里外重新贴敷金箔，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作者根据当年青年僧人的一句独白——“我嫉妒金阁的美丽”，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艺术再创造，写出了这部颇具影响的杰作。
小说的主题依然贯彻着作者“两极对峙”的创作思想，一方面是金阁的美丽与崇高；一方面是人世的污浊与丑恶。美与丑互相作用，互相对立，由混合走向裂变。作者所要极力表达的是“美达于极致就要遭到毁灭”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作者所要极力告诉读者的是：金阁这一圆满的美的象征遭到焚毁，这是解放人性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三岛仅仅借助“金阁焚毁”这一事实，完全无视案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一系列波纹，运用巧妙的虚构手法，延长和演绎故事，使得作品的艺术张力远比“金阁被焚”这一悲剧本身，更加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目之中。
对于此作的文体结构，作者本人说过：“鸥外加托马斯·曼。”[1]意思是，不具丰腴之形，独显清瘦之美。令人想象三岛是否要写出《魔山》似的作品？美国学者唐纳德·金[2]先生认为，这既是一部哲学小说，又是作者对广大读者层投其所好之作，三岛在这两方面都获得了成功。《金阁寺》出版后发行十万部，一九五八年拍成电影，即使那些对三岛不怀好意的评论家也大加赞扬，成为二十世纪日本最重要的小说之一。[3]
一九六〇年，当时的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瑞典政治家哈马舍尔德，读罢《金阁寺》大加赞赏，给予三岛极高的评价，次年便推荐给诺贝尔奖评委会。此后，三岛几乎每年都获得该奖提名，但终未如愿以偿。
有的读者抱怨《金阁寺》读不懂。诚然，这绝不是一部易读的作品。从大量的反馈上看，属于这一范畴的读者，大都固守于传统阅读法，对三岛这样一位“异质”型作家思想准备不足。
所谓传统阅读法，就是依照惯例阅读一般作家，甚至包括文豪在内的常规阅读法。用这种方法阅读具有独特思想与表现手法的作家，只能是南辕北辙。
其次是缺乏对三岛文学所独具的怪异性与反常性的认识。我在《爱的饥渴》的《译后记》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在这里寄语喜欢三岛的朋友们，当您阅读三岛时，务必时时提醒自己：这是三岛，不是藤村，也不是漱石，更不是任何别的作家。说得直白些，面对三岛就是面对怪异，面对矛盾与极端，面对一具游荡于人生两极的灵与肉。
翻译同样如此，我在翻译三岛时，完全抛却原有手法，以全新的姿态面对三岛。在文学意象的转化与遣词造句过程中，彻底调整心态，改换笔墨，既使译文符合汉语行文规范，又不失缺原作怪异与瑰丽本色，以求圆满保持三岛文学固有的“灵性”和“气场”。
部分外语水平高的读者认为，读译文不如读原作，此话当然不错，问题是原作并非易于到手，再者外语能力达于此种水准的人毕竟是少数，同时还关系到对于母语文化的掌握与修炼的程度。即便两者都达到很高水准，读原作也不一定就能收到预想效果。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排除蹩脚译文不谈），文学翻译好比蜜蜂酿蜜、面粉发酵，未经译者一番苦心的艺术酿造（两种语言多元素的巧妙融合），绝大多数读者未必能从原作中体味出三岛文学的醍醐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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