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身边小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从沉思中醒过来，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好似从来没见过电话似的。他犹豫着，最后还是赶在应答机开始说话之前拿起了电话。
“喂。”他疲倦地说。
“是我，安妮特。”
“哦，嗨。你好。尼古拉斯怎样了？”
“恐怕我有可怕的消息，”安妮特说，“尼古拉斯没有挺过来。我非常遗憾，帕特里克，我知道他是你们家的老朋友。实际上他在救护车里就停止了呼吸。我们到了医院后他们试着让他苏醒，但是没法让他活过来。我觉得那些电极和肾上腺素好吓人，当一个灵魂准备离开时，我们还是应该让它好好地去。”
“那种办法很难找到合法的解释，”帕特里克说，“医生必须假装他们认为值得挽留更多的生命。”
“你可能是对的，合法的，”安妮特叹了口气，“总之，这对你来说肯定太过分了，竟然是在你母亲葬礼的日子。”
“我好多年没见过尼古拉斯了，”帕特里克说，“我觉得我见过他身体最棒的时候，也算是幸运的。”
“噢，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安妮特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人。”
“他与众不同，”帕特里克说，“至少我希望如此。如果发现一村子的人都是尼古拉斯·普拉特的话，那也相当吓人。总而言之，安妮特，”帕特里克继续说着，意识到自己的语气不大符合眼下的情景，“你能陪他去太好了。他在死的时候有个发自内心向善的人陪着，很幸运。”
“噢，你让我哭了。”安妮特说。
“谢谢你在葬礼上的发言。你让我想到埃莉诺虽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却是个好人。从别人的眼光来看她，而不是用我自己一直深陷其中的眼光来看她，是有好处的。”
“不客气。你知道我爱她。”
“我知道，谢谢你。”帕特里克又说了一次。
他们结束了谈话，允诺很快再聊，知道不大可能兑现诺言。安妮特第二天要飞回法国，帕特里克肯定不会往圣纳泽尔给她打电话。但是他说再见时心里还是有一种奇怪的欢喜。难道他真会认为埃莉诺是个善良的人吗？他感到是她令善良的意义成为问题的核心——他因此而心怀感激。
帕特里克思索着尼古拉斯去世的消息。他想象着他的模样，在六十年代，身穿费希先生衬衫，在圣纳泽尔的悬铃木树下，毒汁四溅地高谈阔论。他想象自己还是当时那个小男孩，满心愤怒狂乱，却表现得勇敢无比，只是果断地拒绝了一次，就终于阻止了父亲的虐待。他知道如果自己想要理解侵入他的混乱，就必须摒弃那个脆弱的英雄形象的庇护，正如他已经摒弃了有母亲的庇护这个幻觉，承认父母亲既是敌对的双方，也是同谋者。
帕特里克在扶手椅里坐得更靠后一点，思索着这些事情自己究竟能够忍受多少。他究竟准备多么不接受宽慰？他用一个坐垫盖着肚子，好似怕有人会打他。他想要离开，去喝一杯，从窗口跳出去，一头栽进自己的血泊中，立刻永远停止感觉任何事情，但他还是控制住了恐惧，再次坐直了身体，让坐垫掉在地上。
也许无论他觉得无法忍耐的是什么，其实都部分或者完全由他觉得无法忍耐的想法构成。他并不真的知道，但是他要去找出来，所以他敞开自己，去接受他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在试图避免的彻底无助和魂不守舍，等待它来撕裂自己。结果与他的期待不同。他感到的不是无助，而是既无助，也有对无助的同情。两者紧紧相随，好似本能地伸出手去抚摸被砸伤的小腿胫骨，或者舒缓疼痛的肩膀。毕竟他已经不是婴儿了，而是一个成年人在体验婴儿时期的混乱涌上自己有意识的心灵。随着同情心的扩展，他看见自己与他所谓的迫害者处于对等地位，看见貌似他痛苦之源的父母，也曾经是不幸的孩子，有着貌似他们痛苦之源的父母亲：没有谁可以责备，每个人都需要帮助，那些貌似最应该受到责备的人最需要帮助。一时间他与事物本身的纯粹必然性处于同一水平，那是心理体验之摩天大厦赖以构建的事件的道地基础，随着他想象不要如此从个人角度看待自己的生活，无可言状那沉重而难以捉摸的黑暗变成了一种彻底透明的沉默，他在这种清澈透明中看见了自由的余地、反应的暂停。
帕特里克又在扶手椅上坐得更靠后一些，在这幅前景面前伸展自己。他意识到眼泪淌下面颊，变凉了。泪水冲洗过的眼睛，疲倦空虚的感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安宁吗？应该比这更多，但他不能算是专家。他突然想要见到孩子们，真正的孩子们，而不是他们祖先童年的鬼魅，是拥有享受生活机会的真正的孩子。他拿起电话，拨了玛丽的号码。他改了主意，毕竟托马斯说过主意就是用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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