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好像在法庭上似的竖起他的一根手指说：“而是比过去更势利了！”他宣布道，脸上露出一副俏皮的表情。
“世界上的势利有很多种类型，”杰奎琳说，“一个人不可能全都占据。”
“势利是人们最应该鄙视的事情之一。”尼古拉斯说。
“有些事情——比如不要容忍愚蠢的人，或者不要让猪上餐桌——根本算不上势利。那只是一种常识。”杰奎琳说。
“然而，”狡猾的大使说，“有时候需要让猪上餐桌。”
那些长期以来因电话的存在而显得多余的外交官们，尼古拉斯想，依然保留着处理国家大事者的矫揉造作。他曾经看见杰克·德·阿朗杜把他的大衣挂在楼梯扶手上，然后用宣称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上决不妥协的那种强调的口吻说：“我把外套放在这里。”接着，他又把帽子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带有一种无限微妙的感觉补充说：“但我把帽子放在这里。否则它会掉下来！”他就好像在暗示：其他方面也可以按照这种严格的配对标准达成一致。
“如果它们上了餐桌，”杰奎琳耐着性子总结说，“它们就不再是猪了。”
人们总是厌恶被自己伤害过的人——根据这一法则，索尼发现在和彼得·波洛克谈话之后，他对布丽吉特尤其反感。为了避免见到她，他远远地跑去了儿童房。
“爸爸！你来干吗？”贝琳达问。
“我来看我最爱的小姑娘。”索尼低沉有力地说。
“你是个多么幸运的小姑娘，”保姆柔声说，“像你爸爸这样的大忙人会在这样一个大日子里来看你！”
“你走吧，夫人，”索尼说，“我来照看她。”
“好的，先生。”保姆假惺惺地说。
“好啦，”索尼搓着双手说，“你们刚才在做什么？”
“我们在看书！”
“什么样的书？”索尼问。
“关于一次学校旅行。”贝琳达非常害羞地说。
“去哪里旅行？”
“去蜡像馆。”
“杜莎夫人蜡像馆？”
“是的。蒂姆和简非常淘气，他们没跟上队伍，还躲了起来。到了晚上，所有蜡像都活过来了，他们像真人一样的一起跳舞，还和两个孩子交朋友。你能念给我听吗？爸爸，求你了？”
“可你刚刚看过一遍。”索尼不解地说。
“这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如果你能念给我听，就更好了。求你了。”贝琳达恳求道。
“我当然会念给你听，我很乐意，”索尼说着，微微鞠了一躬，就好像受邀在一个农产品博览会上发表演讲。他既然进了儿童房，就最好能一并树立个好形象。而且，他确实满心欢喜地爱着贝琳达，强调这一事实没有坏处。这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想法，但他必须务实，未雨绸缪，为奇特利庄园的未来做打算。如果到时候在监护权的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保姆会是个有用的目击证人。应该可以确定，他这次意料之外的突袭儿童房能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索尼在一张破旧的老扶手椅里坐下，而贝琳达——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幸运——坐在他的腿上，头靠在他柔软的亮红色羊绒毛衣上。
“蒂姆和简班上的所有孩子都很兴奋，”索尼低声念道，“他们要去伦敦旅行……”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实在太遗憾了。”戴维·温德福对他妻子说，顺手把一对避孕套放入无尾晚礼服的内侧口袋，以防不时之需。
“玩得开心，亲爱的。”简倒吸一口气，巴不得他快离开。
“没有你，我不会开心的。”戴维边说边盘算两个避孕套是否够用。
“别傻了，亲爱的，一旦驶上高速公路，你就不记得我了。”
戴维懒得去反驳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真相。
“我希望你明天能感觉舒服些，”他换了句话说，“我明天一醒来，就给你打电话。”
“你真是天使，”他妻子说，“开车路上小心。”
约翰尼打电话来说他会自己开车前往，帕特里克便独自离开伦敦，能在天黑前逃脱，令他舒了一口气。他对自己曾经为参加派对注入的高烧般的热情感到不可思议。这基于一种希望，一种从未实现的希望：一旦给他电影般的生活披上一层完美无瑕的光彩，他就能不再担忧，不再茫然。然而，为了发挥效果，他不得不让一个陌生人的观点贯穿他写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以掩盖自己的真实看法；他也不得不相信——事实刚好相反——如果他能够被反射到足够多的光芒，就能省去从自己身上发掘光芒的麻烦。没有这种势利的狂热，他就会滞留在自己好像悬挂在天花板上不停旋转的电风扇般的意识里。他浅浅地呼吸，让大脑获得尽可能少的氧气，他的大脑显然无法产生其他任何想法，除了恐惧和悔恨。
帕特里克第三遍倒回去听伊基·波普[85]演唱的《乘客》。他的车往山下直冲，朝着架在海威科姆的工厂区和住宅区之间的高架桥驶去。从听音乐的恍惚里脱离出来，已被他遗忘的当天早晨的一个梦的碎片又回到他的脑海。他仿佛看见一只肥大的阿尔萨斯狼狗猛扑向一扇上了挂锁的大门，发出砰砰的响声。他正走在一座花园边的小路上，那只狗透过常被用来标记法式乡村花园界限的绿色鸡笼网，朝着他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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