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艾森转身走进自己住的那栋楼，手里拿着一盒“勒芙莱正宗糕点店”买的蛋糕。这家店原来的名字叫“拉芙莱正宗糕点店”[23]，维克托总是乐此不疲地指出这一点。要是没改名字的话，听着会比现在更加正宗[24]吧。她边思忖着，边冲着门童弗雷德笑了笑。这个叫弗雷德的男孩，穿着件好像是从他哥哥那儿传下来的校服。那是件棕色的外套，那镶着金色饰带的袖子，直垂到双手的指关节处，双手是煞白的。这孩子的裤子显然已经装不下他的屁股和大腿，垂下来根本盖不到脚踝，以及几乎和脚踝黏合在一起的淡蓝色尼龙袜。
“嗨，弗雷德。”安招呼道。
“你好，艾森夫人。您手里的袋子我来帮您拿好么？”弗雷德边说，边蹒跚着走向前。
“谢谢。”安答道，又稍显做作地弯下腰来说，“但是两个拿破仑和一个葡萄干面包，我还是拿得动的。对了，弗雷德，”她接着说，“四点左右我有一个朋友要过来。他看起来挺年轻，但是病恹恹的。你接待他的时候和善一点，他的父亲刚刚去世。”
“哦天哪，真替他感到难过。”弗雷德说。
“我倒没觉得他很难过，”安说，“虽然他本人可能还没获悉这个噩耗。”
弗雷德装得好像他没听到上面那番话。艾森夫人待人真的挺和善的，但有时候她说出来的话总让人摸不着头脑。
安走进电梯里，按下了到11楼的按钮。再过几周时间，一切都会结束。没有什么十一楼，也没有威尔逊教授的藤椅，没有那些非洲风的面具，也没有画室里让他自我感觉良好的抽象画（“我觉得画得很不错，但他就是不红有啥办法？”）。
吉姆·威尔逊有个有钱的老婆，所以他才能在公园大道给他那些风格老旧、自由主义的陶器办了个展览；也是得益于此，他自打十月份起就在牛津大学“访学”，而维克托作为交换则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每次安和维克托一起参加派对——他们好像无时无刻不在派对上——她总要提醒他作为访问学者的身份。安和维克托维系着一段“开放式”婚姻。这里的“开放式”，和“开放式伤口”、“公然反叛”[25]中的“open”一词是一个意思。“开放式婚姻”未必总是件好事，但考虑到维克托已经七十六岁了，这时候和他离婚恐怕不划算。更别说，他还需要人看护照料呢。
安走出电梯，打开了11E号公寓房的门，伸手摸到了大厅里挂着的那条印第安风格的毛毯，灯的开关就在毛毯旁边。一会儿她到底应该跟帕特里克说点什么见鬼的话？虽然他肯定已经变成了一个性情乖戾、不怀好意的小年轻，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因为沉迷毒品而掏空了身体；但是安还能依稀记得他五岁那年，乖坐在拉斯科特台阶上的样子。当年安没能让帕特里克的母亲从那场阴森恐怖的宴会上抽身而退，时至今日她仍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虽然这听来有些荒唐。
蹊跷的是，那让她下定决心嫁给维克托的错觉，也是从那一晚开始真正萌发的。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维克托一直埋头创作他的新书，而片刻不得抽身。这本新作的书名叫做《存在、感知和判断》，和他之前的作品《思考、感知和判断》很容易就会混淆起来（但混淆起来是绝对错误的！）。维克托的解释是，之所以给自己的书起如此相近的名字，是为了让学生们能够循序渐进；但这一说法既没法让安信服，也没法打消那些出版商们的疑虑。不过，他的新作就像一把无所不能的扫帚，扫去了在“身份”这一主题上积攒已久的灰尘，并把他们扫进了一旁更让人兴奋的故纸堆里。
在自己的创作的狂潮行将退去之前，维克托终于向安求婚了。那时安才三十四岁，虽然她当时还对维克托的上述成就知之甚少，但对他的钦慕却正值巅峰。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原因之一是他自带那份儒雅的名人气质，对于一位在世的哲学家而言已算相当可以的了；另一个原因是，她相信维克托是个好人。
她到底应该跟帕特里克说点什么见鬼的话？她边思忖着，边从芭芭拉那琳琅满目的藏品中取出一套菠菜绿色的马略尔卡陶碟，在那光泽并不均匀的盘面放上了几块蛋糕。
想要在帕特里克面前装作自己对戴维·梅尔罗斯充满好感，那肯定是徒劳的。即便是在戴维和埃莉诺离婚后，在贫穷和病痛中度过的那段日子里，在她眼里也不如一条拴了链条的德牧讨人喜欢。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失败一词的完美注解；他的那份孤寂，光是凭空想象，就足以叫人毛骨悚然了。但是他仍带着一副刀子一般的笑容，装出一副他曾经努力学着（还是一个很成熟的学生哦！）取悦别人的样子。但是了解他真实本性的人，对于他的这番“努力”只会嗤之以鼻。
安斜身靠在那矮得出奇的摩洛哥式桌子上面，顿时感觉戴在头顶的墨镜滑了下来。在时下这种场合，她穿着黄色的棉质连衣裙会不会显得太欢快了？但这又有什么倒霉关系呢。帕特里克已经有日子没有见过她了，估计也瞧不出她染过头发。换做芭芭拉·威尔逊，她毫无疑问会让头发保持最自然的银灰色。但是安明天晚上还得上电视，聊聊“新女性”这个主题呢。她倒是绞尽脑汁想弄明白“新女性”到底是啥意思呢，不过还是先整了个新发型，买了件新衣服。这就算是做过调研了，她希望能给些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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