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也站起来，跟着我一起去。从厕所里出来，站在洗手池前面洗手，表妹若无其事的站在我旁边，慢条斯理却耀武扬威似的的梳理头发和补妆。天，我连头也不敢抬，我甚至连瞥一眼镜子里自己的影子都不敢，我知道自己是在逃避，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自己的头像是被人按着一样，抬不起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她熟练的整理衣服，梳秀发，补妆。水哗哗的从我的指尖流过去，冰凉刺骨。她太漂亮了，而我太丑了。以前那个头发凌乱，挂着黑眼圈，一身疲惫，发育不良的三好学生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可现在我连最后一点学习好的安慰都没有了。我现在真的一无是处。她一边补妆一边劝我多补充糖分，可是她才是真的需要补充糖分的那一个。瞧她瘦的多骨感？紧身裤紧抱着她修长纤细的双腿，衬托得她人更加亭亭玉立了。我不敢再多看，好歹冲了冲手，逃之夭夭。
回去的时候，我姨夫不让我再坐他的车回去了。我在公交上抢了个座，让给爸妈，可我爸并不领情。他回到家就骂我不孝，说我是认狼为父。
他是不喜欢我妈家的人的，这我知道，甚至连我姥爷那样和蔼可亲的人，他也不喜欢。他俩碰到一起，气氛总是很奇怪。一个足够毕恭毕敬，一个足够和蔼可亲。可是两个人之间就好像总也隔着层玻璃墙一样，谁也走不近谁。我姥爷发表意见的时候，我父亲总是安静的坐在下面听，可是有的时候，他也会有些忐忑不安的抱怨一些他单位的事情，哪个领导贪污了，什么事情没人管。这个时候，我姥爷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似得，把脸扭到一边，跟我姨夫说起话来。我姨夫那自然是殷勤得比亲儿子还亲，一口一个爸，“爸，您看这个怎么样？”“爸，您看那个怎么样？”这个时候，我爸就会讪讪的站起来，说到外面抽支烟，然后就离开了，一去就是很久。而我则被夹在中间，不置可否。我小时候只是觉得我爸一个人在外面太过孤单，于是就悄悄的跑出去陪他。除夕夜的时候，其他人都围在电视机前面看春晚，我们俩则在空无一人的胡同里放灯笼。夜静的很，时不时地传来别人家“春晚”节目里的笑声。我们打着灯笼转啊转的。每当那个时候，我爸竟然也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似得，跟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见外起来。他这时候的脾气会特别好，努力的找些话题逗我开心。可是我能听出他声音的异样，我除了觉得他可怜，一点也不觉得开心。而我妈那个宽心大条女，八成到天亮了都发现不了，家里少了俩人。
其实我还是很爱国的。我上中学的时候，甚至是个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者。但这股热情在我大学毕业以后才渐渐的消退了。
所以我不曾怀疑过我姥爷，也不曾怀疑过他的信仰。
有一次我还在国外一个论坛上跟别人争论，我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真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他们都是好人。结果没想到，我竟成了众矢之的，几个ID群起而攻之，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赶紧注销了账号，再也不多说话了。自那以后，一旦提到这种问题，我一向的回答都是面无表情，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有一次，老教授却依旧对我的回答提出了异议，他神秘的冲我挤眼睛一笑，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政治就会对你感兴趣。他说的我一阵毛骨悚然，不过我觉得还是按照我爸教我的方法做比较稳妥。还有一次，一个其貌不扬又不懂礼貌的外国小子笑嘻嘻的问我为什么中国非要和台湾在一起。我义正言辞的告诉他，因为我们身上留着相同的血液！其实我说这话的时候也不带多少感情色彩，我并不想说我有多爱国，当然我也不想反对什么。我只是想给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小子一点颜色看看罢了。
可是我姥爷不是，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脾气极好的老头，他念党的恩情。每次我考政治之前，我请他帮我辅导党史和政经，他都神采奕奕。
当年他一穷二白，一没有钱二没有地，背着破褡裢来北平讨生活，多亏了党，在解放前夕接纳他加入了组织，又在解放后培养他念书识字，一直培养到清华毕业，成长为祖国首批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是我们家的骄傲，是在我毕业之前学历最高的人。后来又分配到市里给市长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他没有受过什么大的磨难，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党把他揽入温暖的怀抱，又是党一直像一棵大树一样庇护了他。他是感恩的。
而至于那场浩劫，我姥爷说，他很庆幸自己后来干了党史工作，躲过了一场劫难。他还说我妈他们那代人读书读得太少了，而我们这代人又读得太多了。我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并不真的需要他帮我辅导功课，政治也没有什么好辅导的，但是我总喜欢去问他，因为那样可以使他看起来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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