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情而牺牲还说得过去，但自作多情，牺牲便不值得了！啊！可悲的十九世纪！
——吉罗德[1]
于连写的长信，德·费瓦克夫人看了最初并不感兴趣，但逐渐便丢不开放不下，只有一点感到扫兴：“真可惜这位索海尔先生还不是个真正的教士，否则来往便可以亲密一些。现在他佩戴十字章，几乎是世俗打扮，别人会提出令你难堪的问题，叫我如何作答？”她继续想下去：“心术不正的女友会作诸多猜测，甚至散布谣言，说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侄子，本是商人，在国民卫队里获得了勋章。”
在见到于连以前，德·费瓦克夫人最大的快乐是在自己的名字旁边写上“元帅夫人”这个字样。后来，出于暴发户的病态心理，对什么都不满意，也就兴趣索然了。
她心想：“让他当巴黎附近某个教区的代理主教，这对我不过是举手之劳！可是光叫索海尔，连个贵族称号都没有，还是德·拉摩尔先生的小秘书，太遗憾了。”
这位谨小慎微的夫人生平第一次为一件与她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考虑毫无关系的事情操心。替她看门的老头发现，当他把那个愁眉不展的漂亮青年交来的信送上时，元帅夫人平时在下人面前装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不满意的神气便一扫而光了。
她生活苦闷，一心只想突出自己，但对这种做法的成功并不感到有什么真正的享受。自从她想念于连以后，苦闷更变得难以容忍。只要头一天晚上她和这个与众不同的年轻人盘桓了一个小时，她的仆妇便能过上一天太平日子。于连逐渐得到了她的信任，连写得再好的匿名信也无能为力。尽管矮个子唐博在德·吕兹、德·克罗兹诺瓦、德·凯律等人面前巧妙地一再造谣污蔑，他们听了也不考虑是真是假便大肆宣扬，但却不起作用。元帅夫人受不了这种卑劣的手段，把心里的怀疑告诉了玛蒂尔德。玛蒂尔德总是劝慰一番。
一天，德·费瓦克夫人问了三次是否有信之后，突然下决心给于连回信。这是战胜苦闷的标志。写到第二封时，元帅夫人几乎要打住了，觉得给一个普通人写亲笔信不合适，何况地址要这样写：致德·拉摩尔侯爵府索海尔先生。
晚上她冷冷地对于连说：“您要给我带几个信封来，上面写上您的地址。”
“这下子我成了情人加仆人了。”他边想边像侯爵的贴身老仆阿塞纳那样高高兴兴地鞠了一躬。
当晚他便拿来了信封，第二天一清早便收到了第三封信：他只看了开头五六行和结尾的两三行。信倒有四页，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
德·费瓦克夫人逐渐养成了几乎每天都要写信的好习惯。于连一字不漏地抄俄罗斯人的信答复她。文体夸张的好处就是：尽管回信驴唇不对马嘴，德·费瓦克夫人亦不以为忤。
小唐博是自动跟踪于连一举一动的密探，如果他能告诉德·费瓦克夫人，于连将她的信原封不动地扔进抽屉，她非气死不可。
一天早上，看门人拿着一封元帅夫人的信到图书室来给他，被玛蒂尔德撞见，认出上面写的地址是于连的笔迹。看门人一出去，她便走进图书室。信还在桌子边上。于连只顾写，没来得及将信放进抽屉。
“我受不了啦，”玛蒂尔德一把抢过信，说道，“我是您妻子，您却把我忘个一干二净。您这样做很不像话，先生。”
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的行动不成体统而又要强，便噎着说不下去，眼泪扑簌扑簌直掉，于连眼看她连气也透不过来了。
于连慌了手脚，看不出此情此景对他可是大好时机，只扶着玛蒂尔德坐下，玛蒂尔德几乎整个儿躺在他怀里。
于连发现她这个动作，初时乐不可支，接着便想起科拉索夫的告诫：“一字之差会功亏一篑。”
想到这一点，他勉强撑直了胳臂。“我连紧紧抱一下她那软玉温香的身体都不成，否则她会瞧不起我和怪我的。她的脾气太糟了！”
他虽然怨玛蒂尔德的脾气，心里却更是百倍爱她，仿佛怀里抱的是个女皇。
于连的无情和冷淡进一步挫伤了玛蒂尔德的自尊心，她感到五内俱裂，失去了必要的冷静，未能从于连的眼神中猜出此时此刻他对自己的感情。她下不了决心仔细看看于连，生怕看到的是不屑的表情。
她坐在图书室的长沙发上，一动不动，脸背着于连，经受着一个人的自尊心和爱情所能经受的最剧烈的痛苦。刚才的举动使她十分难堪。
“我真倒霉！我不顾羞耻委身相就，竟被拒绝，被谁拒绝呢？”她惨痛之余又加了一句，“我父亲的一个下人。”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她高声说道。
她愤怒地站起来，打开面前两步于连桌子的抽屉，看见有十封八封没有打开的信，她吓得浑身冰凉，因为这些信和门房刚拿上来的那封一模一样，认得上面写的地址都出自于连之手，只不过多少有点走样罢了。
“好啊，”她怒不可遏，大叫道，“你不但和她好，还看不起她。你，一个穷小子，竟看不起德·费瓦克元帅夫人！”
接着，她又跪倒在他跟前，说道：“噢，请原谅，我的朋友，你要瞧不起我就瞧不起好了，但是一定要爱我，没有你的爱，我再也活不下去了。”说完便昏了过去。
于连心想：“瞧，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终于跪在我的脚下了。”
注释：
[1]吉罗德（1767—1824），法国新古典派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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