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一旦知道修院院长的确又蠢又笨，自然能够把黑的说成是白，白的说成是黑了。
——利希滕贝格[2]
俄罗斯王子的指示明确规定，绝对不能开口顶撞你写信的对方，你的角色就是对她表示衷心仰慕，不得以任何借口背离。所有的信都必须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
一天晚上，在歌剧院德·费瓦克夫人的包厢里，于连把芭蕾舞剧《曼侬·莱斯戈》捧上了天，他这样说惟一的理由是因为他觉得该剧毫不足取。
元帅夫人说，这个剧比普雷沃神甫的小说差多了。
于连大为惊讶，又觉得很有趣，心想：“怎么？一位如此讲道德的夫人竟赞美起小说来！”因为德·费瓦克夫人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表示最看不起那些作家，说他们企图用平淡无奇的作品去腐蚀那些在男女关系上，唉！已经有犯错误倾向的年轻人。
“在这类诲淫诲盗的危险作品中，”元帅夫人继续说道，“《曼侬·莱斯戈》据说可以数第一，犯罪人物心理的软弱和活该承受的痛苦据说在这本书里描写得淋漓尽致。尽管如此，您崇拜的拿破仑在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期间还说是写给仆人看的。”
这句话使于连恢复了全部警觉。有人在德·费瓦克夫人面前说我坏话，说我崇拜拿破仑了。她一定很生气，所以才忍不住想让我知道她不高兴。这一发现使他乐了整整一个晚上，说话态度也很讨人喜欢。他在剧院大堂向夫人告别时，夫人对他说：“先生，您要记住，如果爱我就不应该爱拿破仑。人们接受他最多只能说那是上帝的硬性安排，其次这个人脑子死板，不会欣赏艺术杰作。”
于连一再琢磨：“如果爱我！这句话不是言出无心便是话里有话。我们可怜的外省人就缺乏这种说话的诀窍。”于是他一面抄写一封给德·费瓦克夫人的长信，一面怀念起德·雷纳夫人来。
第二天，德·费瓦克夫人对于连说道：“您昨天晚上离开歌剧院以后给我写信谈到了伦敦和里奇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夫人装作随便问问，于连却认为装得不像。
这一问倒把于连问住了，原来他整行整行地抄，根本没想到内容，显然忘了应该用巴黎和圣克卢这两个词来代替原信中的伦敦和里奇蒙。他语无伦次地说了两三句，几乎想大笑起来。最后，在寻找词句时，心生一计说：在讨论人类思想最崇高、最有意义的大问题之后，我心情兴奋，写信时可能出现疏忽。
“我已经给人留下了印象，”他想道，“晚上剩下来的时间便不会感到无聊了。”想罢他跑出了德·费瓦克府。晚上，他把前一天他抄的那封原信再看一遍，很快便看到了那个该死的地方，年轻的俄罗斯王子在这儿谈到伦敦和里奇蒙。于连很惊讶地发现，信几乎可以说写得情意绵绵。
于连说的话从表面看不够稳重，对比之下信却写得像《启示录》般深刻而崇高，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元帅夫人尤其喜欢长句子，而不是那个无行文人伏尔泰所提倡，因而流行起来的跳跃式文体！虽然我们的主人公想尽办法在谈话中不露任何真实的思想，但反对王权，不信宗教的色彩却逃不过德·费瓦克夫人的眼睛。夫人周围都是些正人君子，但这些人往往一个晚上也谈不出什么想法，因而一切略有新意的谈吐都使夫人印象深刻，但同时觉得有责任表示听了不舒服。她把这种毛病称之为“带有时代轻薄风气的烙印”……
不是有需要的人对这种沙龙是不屑一顾的。于连这种毫无意思、味同嚼蜡的生活，读者大概也能体会出来，等于我们旅途中的荒郊野岭。
正当于连耗费时间与费瓦克周旋的时候，德·拉摩尔小姐却需要控制自己才不去想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有时她庆幸自己瞧不上这个愁眉苦脸的年轻人但又不由自主地被他的谈吐所俘虏。尤其使她惊讶的是他虚伪得天衣无缝，他对元帅夫人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撒谎，至少卑鄙地企图掩饰他真正的思想，而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想法，玛蒂尔德是完全清楚的。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使她为之愕然，心想：“多么深刻啊！和唐博之流虚张声势的傻瓜和平庸无奇的骗子相比，虽然说的是一样的话，但却有天渊之别！”
但于连的日子实在难过，每天要去元帅夫人的沙龙完成最艰苦的任务，要努力扮演一个角色，结果弄得心力交疲。往往夜里穿过费瓦克府里的大院时，只有毅力和理智支撑着他，使他不致陷入失望的绝境。
他想：“在修道院我战胜过绝望，当时前景是多么可怕！眼看无论成败，我都不得不和世界上最卑鄙、最讨厌的人共处一生了。可是随后的一个春天，也就是短短十一个月过去，我却成了同龄的青年中也许最幸福的一个。”
但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往往失去作用。每天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他都能看见玛蒂尔德。根据德·拉摩尔先生向他口述的许多信件，他知道玛蒂尔德即将嫁给德·克罗兹诺瓦先生。殷勤的年轻人已经一天两次到德·拉摩尔府上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于连这个忌妒的失恋情人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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