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今天！只要有一个肯为公众利益牺牲一切的人，便有千百万个只图逸乐，追逐虚荣之徒。巴黎人只重车马，不重品德。
——拿破仑：《回忆录》[1]
仆人匆匆来报，“某公爵大人到。”
“住口，你这蠢材。”公爵进来时喝道。这一句说得真是八面威风，于连不由得暗想：这个大人物的所有本事就是懂得对仆人发脾气。他抬起眼睛，接着又赶紧低下头，知道此公大有来头，生怕自己这一看显得唐突。
这位公爵已年届半百，穿着却像个风流少年，走路一蹦一跳，脑袋狭长，大鼻子，脸部突出像鹰，神态既高贵又虚浮，如此相貌实在百中无一。他一到，会议随即开始。
于连正给他相面，但思路却被德·拉摩尔先生的声音打断了。“我给诸位介绍，这位是索海尔神甫。”侯爵说道，“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到一小时之前，我和他谈到了这项任务，他一力承担，视为荣耀。为了证明他的记忆力，他把《每日新闻》的第一版都背下来了。”
“哦！是那个倒霉的N先生负责的国外新闻吧。”房子的主人说道。他一把接过报纸，看着于连，由于想摆架子，样子显得很可笑。“背吧，先生。”他对于连说道。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于连身上。他背得很顺利，到了第二十行，公爵便说：“够了。”目光像野猪的小个子坐了下来。他大概是会议的主席，因为刚坐下他便指着一张玩牌用的桌子，示意叫于连搬过来。于连坐到桌子前面，把书写的一应工具摆好。他算了一下，围坐在绿毯子周围的一共有十二个人。
“索海尔先生，”公爵说道，“请您到隔壁房间去，我们会派人叫您的。”
房子的主人面露不安之色，低声对邻座说：“百叶窗还没有关上。”然后傻乎乎地大声告诉于连：“您看窗也没用。”于连心想：“我这是上了贼船了，至少可以这样说。幸亏还不至于上断头台。就算有危险，为了侯爵，再大的危险也应该去闯。能弥补我干的荒唐事有朝一日会给他带来的烦恼就是万幸了！”
他一面想他干下的荒唐事和遭遇的不幸，一面看看自己所在的地方以便牢牢记住。他这才想起没听见侯爵对仆人提到街名，而且叫仆人另租马车，这是从未有过的。
于连久久陷入沉思，他们在的客厅挂着绣有金边的红色挂毯，墙角的托座上放着一个巨大的象牙十字架，壁炉上有一本德·迈斯特写的《教皇论》，书背烫金，装帧精美。于连为了不让人以为他在偷听，便把书打开来看。隔壁的人有时说得很响。终于门开了，有人来喊他。
“先生们，”主席说道，“从这一刻起，咱们就当作在×××公爵面前说话，”随后又指着于连说道，“这位先生是一个年轻教士，对咱们神圣的事业忠心耿耿，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咱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
“现在请这位先生发言。”他指着那位穿三四件背心、态度慈祥的人说道。于连觉得倒不如直接说出那位先生的名字更来得自然。他拿过纸，接着便飕飕下笔。
（写到这里，作者想加上一页省略号，但编辑说：“这样做不雅观，作品已经浅薄，倘加上不雅观，岂不全毁了。”
“政治是挂在文学脖子上的一块石头，”作者又说道，“不出六个月，便会把文学淹没。在想象的奇趣之中加进政治，无异于音乐会中发生的一声枪响。声音刺耳而非雄浑，与任何乐器都不协调。一半读者会被政治弄得倒胃口，另一半读者则看了厌烦，觉得不如早晨报纸上说的够味和有专业性……”
“如果您作品的人物不谈政治，”编辑又说道，“他们就不是一八三○年的法国人，您的书也就不再像您希望的那样成为一面镜子了……”）
于连记录了二十六页。下面是其中一段，无棱无角，因为习惯上总要将其中荒谬可笑的部分删掉；过分便使人生厌，或者显得不真实（请参看《司法公报》）。
穿好几件背心、态度慈祥的那个人（可能是位主教）常常微笑，这时候，他浮肿的眼皮下，目光便发出异彩，表情也不像平常那样迟疑不决了。这个人被大家推举在公爵（于连心想，到底是哪个公爵呢？）面前首先发言，显然是作为代理检察长，综述各方面的意见。于连觉得他没有主见，缺乏决断，这是人们常常批评的法官的通病。在讨论过程中，甚至遭到公爵的当面申斥。
穿背心的人说了一通德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哲理之后说道：
“贵族掌权的英国在一位不朽的伟人皮特[2]领导下曾经耗资四百万法郎阻挠法国革命。如果这个会议允许我坦率地谈出一种悲观的想法，我要说，英国人并没有充分了解，要对付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尤其是有心无力时，只有用个人的方式才能彻底奏效……”
“噢！又赞美起行刺来了！”主人不安地说道。
“行行好，您就别念您的感情经了。”主席气得大叫道，野猪眼射出凶狠的光芒。“讲下去！”他两颊和脑门都涨得通红，对穿背心的那个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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