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了提升，并非因为有功劳，而是因为我主人痛风病发作。
——贝托洛蒂[1]
读者也许会奇怪，侯爵的语气变得随便了，几乎还很友好。我们忘了告诉您，侯爵因痛风病发作，足不出户已经整整六个星期了。
德·拉摩尔小姐和她母亲到耶尔群岛[2]看她姥姥去了。诺尔贝伯爵来见他父亲，稍坐片刻便走。父子感情很好，但彼此没有什么话说。德·拉摩尔先生只有于连作伴。他发现于连颇有头脑，感到很惊讶。他叫于连给他读报，年轻的秘书能够很快便选出有意义的段落。侯爵最讨厌一家新出的报纸，发誓永远不看，每天都这样唠叨。于连觉得很可笑。侯爵不满当今的世道，便叫于连给他读李维[3]的著作。于连当场把拉丁文的原著翻译出来，侯爵听了很高兴。
一天，侯爵用非常客气但往往使人受不了的腔调对于连说：
“亲爱的索海尔，请允许我送给您一件蓝色的礼服，这样，等您认为合适穿着来见我的时候，在我眼里，您就是肖纳伯爵的弟弟，亦即我的朋友，那位老公爵的公子了。”
于连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天晚上，姑且穿上蓝礼服去试一试。侯爵果然平等相待。真正的礼貌，于连内心自能感觉出来，但深浅程度却不甚了了。在侯爵有这种异想天开的主意以前，他发誓也不敢指望自己会得到侯爵如此殷勤的接待。“真有本事！”于连心想。当他站起来告辞的时候，侯爵连声道歉说自己患痛风病，不能远送。
于连心里有个奇怪的想法：他是否嘲弄我呢？他去请教彼拉尔神甫，神甫却没有侯爵那样礼貌，只是一个劲地吹口哨，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予回答。第二天上午，于连穿着黑礼服，带着文件夹和待签的信去见侯爵。得到的却是先前那样的接待。晚上，蓝礼服一穿，侯爵立即改变了口吻，对他和头天晚上一样非常客气。
“既然您一番好意，不讨厌来看一个生病的老人，”侯爵对他说道，“就应该把生活中所有经历过的小事都告诉他，开诚布公地，不要有其他想法，只需讲得清楚和好听就行。”侯爵又说道，“因为人需要消遣，生活里惟有这个最现实。一个人不可能每天都在战争中救我一命，或者每天送给我一百万。假如黎瓦洛尔[4]能坐在我的躺椅旁边，每天就能解除我一小时的痛苦和无聊。我流亡汉堡时和他经常有来往。”
接着，侯爵给于连讲述黎瓦洛尔和汉堡人相处的故事，汉堡人四个人合起来才能参透他的俏皮话。
现在和德·拉摩尔先生来往的只有这个小神甫了。他想刺激一下于连，从荣誉感这个角度激起他的自尊心。于连想，既然要他说真话，便决定全抖出来，只有两件事不提：其一就是对一个人的狂热崇拜，明知一说出来侯爵必然会恼火；其二是自己毫无宗教信仰。他将来要做教士，这一点说出来对他将来当教士十分不利。他和德·博瓦西骑士之间发生的那件小事来得正好。在圣奥诺雷街咖啡馆那一幕，马车夫用脏话骂他的情景，侯爵听得笑出了眼泪。这是宾主之间肝胆相照的时期。
德·拉摩尔先生对于连的奇特个性颇感兴趣。最初，他为了开心而姑息于连的可笑之处，不久，却认为慢慢纠正这个年轻人的错误看法更有意思。他心想：其他外省人到了巴黎，对什么都欣赏，这一位却什么都看不惯。他们过分造作，而他则造作得不够。所以笨蛋都把他当成傻子。
大冷天，痛风病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有人疼爱美丽的西班牙小猎犬，”侯爵心里想道，“我喜欢这个小神甫为什么就有愧于心呢？他很有个性，我待他如子，这又有什么不可以？这种一时的兴趣如果能维持下去，我顶多在遗嘱里留给他一枚五百路易的钻石就得了。”
侯爵一旦了解他这个部下很好胜，便每天交给他一件新任务。
于连恐惧地发现，这位贵人往往在一个问题上给他彼此矛盾的指示。
这样下去很可能对他不利，从此，于连工作时一定带个登记簿，把侯爵的决定记录下来，而且请他签字。于连找了个文书，把有关每件事的决定誊写在一个专门的记录本里，这个本子还收入各类信函的抄件。
这个主意最初似乎十分可笑而且很麻烦。但是，不到两个月，侯爵便感到很有好处。于连还建议他雇一个刚辞掉银行工作的职员，把于连负责管理的田产收支状况做出复式账。
这样一来，侯爵觉得对自己的事务一目了然，便放心地又做了两三宗投机买卖，而不必假手第三者，以免金钱受损。
“您自己拿三千法郎吧。”一天他对他这位年轻的得力助手说道。
“先生，这样我会给人留下话柄。”
“那您说怎么办？”侯爵生气地问道。
“您最好作出决定，亲手写在记事簿上，写明决定给我三千法郎。再说，这样的记账法是彼拉尔神甫出的主意。”侯爵一脸不高兴，也只好把指示写下来，其不悦神情仿佛蒙卡德侯爵听普瓦松汇报账目时一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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