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这里做什么？感到开心吗？想讨这里的人喜欢吗？
——龙沙[1]
如果说在德·拉摩尔府高贵的客厅里，于连感到一切都新鲜的话，他这个脸色苍白，穿一身黑衣服的年轻人也使赏脸肯看他一眼的人觉得古怪。德·拉摩尔夫人向丈夫建议，家里要宴请重要人物的日子，打发于连外出办事。
“我想把试验进行到底，”侯爵回答道，“彼拉尔神甫认为，对我们身边的人，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是不对的。‘有骨气的人才值得依靠’等等。这个人除了面孔陌生之外没什么不妥；再说他不多听也不多说，与聋哑人无异。”
于连心想：要做到心里有数，我必须把到客厅里来的人物逐一记下名字，并简要地写下他们的特征。
府里有五六位常客，以为于连是任性的侯爵跟前的宠儿，一有机会便巴结他。于连首先记下他们的名字，其实他们都是卑躬屈膝的可怜虫。但应该替这类人说句好听的话，在今天贵族人家的客厅里，这种人也不是对谁都一样谦恭的。有的人可以受侯爵的奚落，但侯爵夫人对他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他们听了就不高兴。
府里的男女主人心灵深处既高傲，又无聊，为了解闷，往往出口伤人，难得有个真心朋友。不过，除了下雨天和有限的百无聊赖的时刻以外，给人的印象倒是非常彬彬有礼的。
那五六个讨好的人对于连像长辈似地关怀，如果他们万一离开侯爵府，侯爵夫人一定会感到无比孤独，而在她这种地位的女人眼里，孤独是最难堪的，无疑是“门庭冷落”的标志。
侯爵对妻子非常周到，总是想办法使客厅里高朋满座。客人倒并非贵族院议员，因为他觉得这批新同僚出身不够高贵，作他座上之宾还不合适，作为下属来了又难以欢谈尽兴。
很久以后，于连才参透其中秘密。当朝的政治是一般资产阶级府上的话题，而在像侯爵这样的贵人家里只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才谈论。
即使在这个烦闷无聊的时代，人们仍然有寻欢作乐的需要，因此，就算是饮宴的日子，只要侯爵一离开客厅，大家便都溜之乎也。你可以无拘无束，无所不谈，条件是不嘲笑上帝、教士、国王、当权人物、宫廷保护的艺术家，不嘲笑一切现存秩序，也不赞扬贝朗瑞[2]、反对派的报纸、伏尔泰、卢梭，以及一切敢于说点真话的人，尤其是千万莫谈政治。
就算你每年有十万埃居收入和蓝色的绶带，也拗不过客厅里这样的规章。稍微活跃一点的思想都被视为粗野。尽管谈吐优雅，态度温文，竭力想使对方高兴，但仍然掩盖不住脸上无聊的表情。年轻人出于责任到这里来，他们生怕失言，使人怀疑有什么出轨的想法，或者泄漏出看过什么禁书，因而对罗西尼[3]的歌剧和当天的天气冠冕堂皇地说过几句之后，便缄口不言了。
于连发现，一般使谈话保持活跃的是两位子爵和五位男爵，都是德·拉摩尔先生流亡国外时认识的朋友。他们每年有六到八千利勿尔的收入，四人支持《每日新闻》，三人拥护《法兰西快报》[4]。其中一位每天都要讲一些宫闱秘事，一个劲地说“妙极了”。于连发现他有五枚十字章而其他人一般只有三枚。
另外，前厅里可以看见十个穿制服的仆人。整个晚上每过一刻钟都有冰水或热茶伺候，午夜时分还有夜宵和香槟。
正是这个缘故，于连有时在客厅里一直待到酒阑人散。再说，他几乎不明白，一个人怎能在金碧辉煌的客厅里一本正经地听这种平庸的谈话。有时，他仔细端详谈话的人，看看他们是否对自己所说的话也觉得可笑。心想：“德·迈斯特先生的文章我耳熟能详，他说的话比他们好上百倍，我还觉得无聊哩。”
感到精神压抑的并非只有于连。有的人猛喝冰水，自我排解，有的人图的就是晚宴之后能够说：我从德·拉摩尔府出来，在那儿我听说俄罗斯等等。
于连从一位清客那里知道，不到六个月以前，德·拉摩尔夫人为了报答可怜的勒·布尔吉尼翁子爵二十余年如一日参加晚宴的殷勤，把他从复辟以来一直担任的副省长职位擢升为省长。
这件大事重又激起了这些人的热情。过去，他们为了一点点小事便恼火，现在什么事也不生气了。不尊重的态度是很少直接表露出来的。但于连已经在饭桌上无意中听见过侯爵和他妻子之间两三次简短的对话，这些话让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听到真是难受极了。两位贵人毫不掩饰他们对一切祖上没“坐过王上马车”的人那种从心眼里瞧不起的态度。于连注意到，只有“十字军”这个字眼才使他们脸上出现严肃尊敬的表情，而通常的所谓敬意总带有敷衍的成分。
在这金碧辉煌的环境和无聊的气氛中，于连除了德·拉摩尔先生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一天，他饶有兴味地听到侯爵表白说，可怜的勒·布尔吉尼翁升迁一事他没少出力。这是说给侯爵夫人听的。个中原委于连是从彼拉尔神甫那里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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