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爱看书的农村的读者，有的当面对我说，有的写信向我讲：呼吁作家走出文艺界小圈子，到农村去，写写农民真实的心声，写写农村真正面貌的作品给他们看。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认为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又“泡”在农村的作家，一定正在积极创作着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小说……我那本来已经不安的心，面对这样的呼唤和期待，羞愧得无言以对。
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虽人数不多，当时对我逼迫起来，却感到压力很大。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召开“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约稿会，逼着我这个最怕在会场上发言的人发了言。从此，我的朋友编辑吴光华同志就紧紧地抓住我不放。他坦率地对我说：“你现在这样年纪就写自传早了点，先干出个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再写它也不迟。”隔些日子，他不是打电话就是写信催促我一回，使我把那根弦绷得紧紧的，不能有一点儿松懈。还有当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江达飞同志，也把我逼得很紧。在我向他流露出对写改革时期农村生活题材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他明确表态：“我对你有信心。你是写农村生活的中年作家里有希望的一个，别让读者和关心你的同志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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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种种，来自现实生活的、读者的、编者和诸位朋友的敦促，对我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你不能退却，不应回避，必须直面农村生活现实，给改革时期的农民做一个历史的记录，摄一些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我没有权利拒绝这样宝贵的鼓励和鞭策（即所谓“逼”）。我苦苦地自省自问：为什么对新时期的农村生活有所困惑？因为我看到那里正处在进行与完善过程中的改革很复杂，不易把握，难写。难写，正说明需要作家去写，正说明给作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自己的誓言是：一辈子写农民，一辈子当农民的忠诚代言人。如今发现了农民所关心的问题，农民需要我说话，我就应该仗义执言。最后，我终于下个决心，“颂苍生，吐真情”，把刚刚草拟完的自传体小说第一部《乐土》稿子包封起来，再一次走出书房，走进正在改革着的冀东农村。最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的前几个月，写出了现在奉献在同志们面前的这部《苍生》。
《苍生》的酝酿、构思、起草、修改的具体过程，同样很艰难、很复杂。它是我在人生道路上受了挫折而没沉沦，“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初步地实践了“四个重新认识”的结果。对写出来的《苍生》的得失，我不想多讲，也讲不清楚。作品本身体现了我对农村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希望与忧虑、歌颂与暴露。同志们看了作品，自然会明了一切，我盼望着听到各位同志的批评和指导。
我又重新操起自传体小说，今年开始陆续发表。但我决不使自己埋到“回忆”里去。我已经回到离故乡十华里的、我们国家最基层的政权机构挂职了。我要在那里一面写自传，一面继续观察、体验农村的新生活，追逐着它的发展、变化的脚步，再做些历史的记录，再摄取些农民的心灵和精神的面影。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草于北京
八月二十八日改于通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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