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仍然睡他的觉，做他的梦，根本不会知道他妈这会儿多为难。田家夫妻虽然儿女成群，但是个个都是亲骨肉，个个都连着心。同时，当爹妈的总难免有偏心眼儿。庄户人家，在闺女和儿子中间偏爱儿子，儿子要不是单个儿的，在心里边也容易有分量重和分量轻的差别：天上的云彩一块块，估摸着哪一块有雨，就指望哪一块。田大妈在嘴巴上从来不承认这种习俗，实际上她特别地偏向着大儿子。
大儿子名叫田留根，是田大妈的第七胎孩子：他上边的多数是丫头，只生过一个小子，没出满月就抽风死了，而且，一连三年没再坐胎。那三年，可把田大妈给折磨苦了。男人田成业盼儿子盼红了眼，唯恐田家庄的田家“断种绝根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嘀嘀咕咕，总是摸田大妈的肚子，看看鼓起来没有。田大妈的火暴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不受又能怎么着？自己没给人家养活个儿子嘛！就在这种比大旱天等雨还要难熬的时刻，大儿子田留根在这古老的屋子里落生了。田成业把他当成宝贝。田大妈更知道这个儿子值多少钱，更珍惜这个千难万难求来的儿子。可惜，这个儿子的身子骨偏偏不结实，把好东西都给他吃到肚子里去，也不见他长肉：胳膊腿细细的，脖子长长的；脑瓜子倒不小，就是老挺不起来；滴里耷拉的，简直像干枯秧子上吊着一条蔫巴唧唧的黄瓜种。田大妈和田成业揪攥着心盯着这个宝贝儿子，怕他短命，活不长；担心冻着他，又担心热着他，一声不肯让他哭，吃饭都倒怀抱着，轮流端碗。千难万难，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多，儿子才渐渐地硬邦了一点儿，夫妻俩那揪攥着肝肠的手才松开几根手指头。得来不易的东西，更叫人珍贵呀！
田留根的长相像他妈。他的脾气秉性倒跟他爸爸很接近，有些地方可以说一模一样。在社员的花名册上，属于田留根那页的“文化程度”栏里，填的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他一挨着纸和笔，总显着比别人家的孩子笨。对老师讲的课文，听着特别费劲儿；听明白一点点，也是记住前边的，忘掉后边的；撂下的日子稍长一些，就会忘个精光。也怪他赶上的年月不好，只是在他开头上小学的那三四年，算是正儿八经地念了点儿书，学了点儿知识，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习就马虎了。先是停课差不多三个学期，复课之后，由大队长郭云当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郭云是个文盲大老粗，不是带着学生们上山坡的果树园子里搞义务劳动，就是请老烈属、老贫农给学生们“忆苦”。老师们也没心绪教书，不得不上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讲课的和听课的全都抱着应付差事的态度……归总起来一句话，田留根等于在那个“小学戴帽的中学”里混了一个毕业证书。他一出学校门口，就跟在“大拨轰”的社员群里，照样子挣起“吃大锅饭”的工分。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社员，“集体”这个神圣的字眼儿，已经在心里淡薄了。每天早上，他们听到大队长郭云的敲钟声才慢慢吞吞地离开家，到集合点会合，听队长指派活计。队长根据临时想起来的活路，让这几个人到什么地方干什么，让那几个人到什么地方干什么。得到令箭的社员要是觉着活茬儿顺心、上算，就返回家，或者到保管室寻找跟活茬儿对路的工具；倘若认为活茬儿不顺心、不上算，就找个借口推辞掉；队长不答应的话，就跟他扯皮、撒赖，甚至互相瞪眼珠子吵架。到了干活儿的场院或地边，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冬天找暖和地方、夏天找凉快地方歇歇腿、喘喘气；年轻人天南地北地扯闲篇，成年人抽袋烟，妇女们从篮子里拿出针线活儿做几针。小组长或临时带工的人在人们都待够了，太阳已经老高的时辰，不得不吆喝大伙儿“对付对付”。大伙儿懒洋洋地干一阵儿，没等把手掌磨热，更没容冒出点儿汗水，就又到了打中歇的时候。有的找舒坦的地方躺下或靠着什么睡一觉；有的扎到一堆儿打扑克或聊天儿；妇女们要给家里养着的小猪子和鸡捋点儿野菜，或者到地坡子、田埂子上找点什么能够当柴火烧的东西捡回家去。直到贴晌午，估摸着能够应付得过去，带工的就宣告收工。下午跟上午一样，明天跟今天相同；如此的周而复始，田家庄这个“先进大队”，好几年里一直没有让邻村把那面红缎子面儿、镶白边儿、挂绿穗子、贴着金黄金黄大字儿的流动奖旗给夺走。在这种“集体怠工”的情况下，田留根既没有从老庄稼把式那儿学会一套农活技术，也没有在吃苦流汗中锻炼出一点儿劳动功夫和力气。难得的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田留根跟周围的人比较起来，并没有吃亏，甚至可以说，他比好多社员占了便宜。因为他像他爸爸一样老实厚道、规规矩矩，跟干部不敢调皮捣蛋，对集体不会藏奸耍滑。有两年，田留根和他妈在田家庄双双夺魁，被大伙儿选为大队级的“模范社员”，得了两张由大队党支部颁发的奖状。这两张奖状至今还贴在他妈那一溜同样由大队颁发的奖状旁边，成了这个好家庭好名声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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