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感在我睁眼的瞬间荡然无存，中国逻辑反倒羁留在了原地。
这便是我的途中之家。
我回忆起几个月前读过的一篇俄罗斯小说，其中一位头发蓬乱的匈牙利教授称，如果将那些零散的、短暂的、无法分辨其来源的思想孤立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是通盘混乱的，换言之，疯狂才是我们的日常。
故事里也提到了那位教授的学生，“人每天都是神叨叨的”这一说法让他们喜爱异常。至于那位教授，他不也是此地的中国逻辑的个中行家？
在我们头颅的最深处，坐落着那个巨大的后院，即大脑的后院、野兽的后院、动物的后院、领土意义上的后院，而其中堆放着的有恐惧、非理性与杀戮的本能。因此我们才发明了理智，好去抗衡那遍及一切的虚空的浩瀚的纷乱——它是如此致命。至少故事里的匈牙利教授是这么说的，而对我来讲，我每次想起这篇小说总愿相信那位老师是对的，这也就意味着他其实不对，可还是信他比较好，因为不然的话人可能会游离于自我之外，也游离于他的房间之外，恰就跟前一夜（“未耕”之夜）的我一样，在旷野里度过了整晚。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了正午了。还是没人打我电话。所幸她们没在我睡觉做梦时打来，我才得以真正休息了一会儿。过度高昂的热情当场就给我惹了麻烦，我朝那几位女招待微笑起来。收效欠佳，这自不用说，最糟的是这还为我引来了注意。我在愚蠢行事，而我的亢奋最终会招致怀疑。我必须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一切迹象都似在表明：只要没坐在我巴塞罗那的那张桌后，我就自感空虚，好似一张被剥下的无骨的皮囊，晃晃悠悠地寻找着生命。但即便如此我仍试图改善局势，我把两肘搁上了那张位于中餐馆角落的放有花瓶的小桌，开始佯装我在搜寻什么可写的东西。我演得如此投入，以至于真心找了起来，最后我感觉我真有必要谈谈那个俗得不能再俗的观点：没有人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听人讲过无数遍了，可没有哪遍能说服我的。我想起，我用那个面向公众的作家身份是可以在本子上随便涂的。我就像在讨论那条被人踏入过两次的河流似的，最终写下了：“嗯……”
这玩意儿我一共写了三十遍。出于对德国的崇拜（有点觍着脸的意思），我又发狠把歌德的那句话——“什么都在这儿了，而我什么也不是”——抄了三十遍。
随后，我在本子上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到达“未耕”之前我踏过的那条落叶松叶铺成的地毯。这比前两个练习更显“受虐”，因为我是完全不同意冗赘的刻画的，它更属于小说史上的其他时代。但我琢磨着，在中餐馆那么多人的注视下写作的——哪怕他也跟我一样名叫比尼奥夫斯基——只能是个平庸的作家，因而他一定会笃信“描述的力量”。这让我如此失调（谁都不愿变成个可悲的土老帽），以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说：
“冷静，比尼奥夫斯基。”
另一方面——虽然也不是很打紧——没有一个人想到凑过来看看我写的东西，这时不时地轻轻打击着我的自尊（即使被削弱的本应是另一位比尼奥夫斯基的士气）。我给巴塞罗那去了电话，心情平静了些，可还不够。一朋友问，他为什么得把巴塞罗那的事一一说给我听呢，反观我，一件卡塞尔的事都不讲。因为啊，我说，自打我到了这儿，就什么都没发生过，真是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没跟几个人讲过话，每天的生活就是散步睡觉，没啥活动，我说出这话时必定是这么想的（特别博尔赫斯）：我自己经历的一切——实在少得可怜——也发生在了另一位比尼奥夫斯基身上。
我任凭我与友人间的交谈无疾而终。所以无论是绞刑架似的红沙发还是那场得准备准备（也或者不准备）的讲座我都只字未提。毫无疑问，我做得对，因为我相信，那位朋友必然不会明白我在讲些什么。当我最终说了再见、挂了电话，我注视着门边的龙形图案，想起有人说过，某些东方的龙会在背上驮着神仙的宫殿，另一些则规制着江河的流动，守护着地下的宝贝。我又忆起巴塞罗那奎尔公园门口的那条大龙，我住在城北的那段时间曾经常常见到它；不知为什么，我有几次会想象它活了起来，悄然吞噬着一颗又一颗的蛋白石与珍珠：这事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它仅是一座雕塑，被前来此地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尊崇的一座雕塑。
最后，我草拟起了当天傍晚我议会大楼讲座的前几句话。我决定这么开头：
我经法兰克福来到卡塞尔，是为了探寻宇宙的奥秘，接受未知代数诗歌的启蒙。也是为了尝试找到一座倾斜的钟和一家中国餐馆。当然，更是为了——即便我有感觉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试图在旅程中的某处觅得我的家园。而现在我只能告诉诸位，我正是从上面所说的家园中向你们说话。
刚完成这几行，我便意识到，比尼奥夫斯基毕生从没写过这么真实的东西。他说他身在家中，而中餐馆的圆桌是他的宿命，他演讲全程就跟坐在他名为“成吉思汗”的内心刑场上一样；如果无人问起所有这些背后的逻辑，他深觉自己早已将它熟稔于心，但若真有谁问起的话，他又不知如何解释了。
他不知如何解释？
可这里的中国逻辑就是他本人啊！
或者更准确地说，那逻辑就是我。
我有些紧张了。
“冷静，比尼奥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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