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想着安东尼奥·乔宾诡异的装置“巴巴奥的一页”，越想越觉得有趣。我过往的某段经历亦为它增添了些光彩：那是1978年5月，正值萨尔瓦多·达利所著的《米勒〈晚祷〉的悲剧故事》新译本问世之际，我闯进了他位于卡达克斯的家；一想到他在那次会面中所说的话，“巴巴奥的一页”就有了更深远的意义。
这事提醒了我：总有些过去的场景，一旦我们随时间的流逝获取了当时不具备的素材，便会在我们心中蕴育出始料未及的深度。我将我的场景之一定位在了1963年的格拉西亚大道87号——业已在巴塞罗那消弭的“法国书店”。我是被几个中学同学领去的，而在交换过暗语之后——我被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一位身着蓝色工服、耳根夹着铅笔的店员从柜台底下掏出了被佛朗哥政权明令禁止的萨特与加缪的著作。
被禁绝之物的陡然出现令我如此惊恐，令得这一幕永远铭刻在了我的脑中。而在多年之后，当我读到，在1759年的法国，《百科全书》成了禁书，巴黎书商只能从柜台下方偷偷贩卖时，我一下就摸到了那条将十八世纪店员的举动与六十年代独裁压制下的巴塞罗那景象直接联系在一块儿的线索。
一般来说，一个事件，哪怕它再稀松平常，也是先于它发生的其他事件的后果。因而威廉姆·肯特里奇的画作让我兴趣很浓，照波士顿所讲的，他总会在新作里蓄意保留上幅画的影踪。这就像在宣告：我不想隐瞒，在这幅画前还有许多，它们便是这幅画的源头。
而在1978年的那个5月，当我在卡达克斯的那栋房子里采访了萨尔瓦多·达利，他却就一幅威尼斯画派的画作谈了许多：“刚才您还没来，我又去看了眼乔尔乔内的《暴风雨》。画上有一位士兵和一名怀抱婴儿的裸女。这是幅决定性的画，我国人却一无所知。”
决定性的画？我模样是装了装，可真不清楚乔尔乔内是何许人也。后来在威尼斯学院美术馆见到《暴风雨》时，我发现那幅画里隐藏着许多的谜；它的构图太怪异了，近景是一男一女（两人并无关系），远景则是即将降临的暴雨。
昨天，与达利的那场会面就孕育出了意料之外的深度。那时，我凑巧读到了马拉美指点爱德华·马奈——有人认为是他开创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的那句话：“不要描绘物体本身，而是要画它产生的效果。”
我当场就忆起了马奈的《铁路》——让同时期的评论家们瞠目结舌的画作。一位年轻的母亲正从画中看着我们，而她背过身的女儿则在望着行进中的火车吐出的汽雾。近景是那位把背脊亮给我们的女孩，而稍远些的地方则是在巴黎市中心行驶的火车喷出的大朵烟云。
我注意到，《铁路》的叙事结构会让人联想到《暴风雨》。我一查，果真没错；好多人都这样说。而这时的我便思量着，也许马奈这幅画缺的只是一处痕迹、乔尔乔内的一笔，好让人清晰地看见两者的联系；这就好比杜尚的《下楼的裸女》，它若想培育出更深的寓意，顶好再添上些属于马奈的印迹。那天的达利，在暗无天日的西班牙迷踪失路的达利，不也想将为现代性拉开序幕的那种效果，乔尔乔内的决定性的效果，传授予我么？
“哪怕不是真的，编得也还不错。[42]”达利也许会说。其实，这是他本人在那次访谈中引用的句子，那会儿我正谈到，我觉得他的书，尽管划定了必要的边界，也在语言中心辟出了一大片想象的沙滩，而他的游戏则是开启它的唯一密钥。达利是这么答复我的，他说加拉在读过书后讲了这么句话：倘若里头写的都是真的，那这书太好了；倘若到头来都是假的，那这书好得没边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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