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大巴上的我于记忆中重建着珍妮特·卡迪夫与乔治·布雷斯·米勒扬声器里的轰炸，我手机响了，一时穿云裂石。我之前一不注意，把音量调到了满格。车上所有人——这会儿乘客还不少——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是波士顿打来的，问我人在哪儿，又说希望能在不到四个钟头之后与我碰面，在此之前她都没法离开办公室。
我不愿告诉她我还在车上，更不想让她知道我在窗边看了三小时的雨。因此我扯了个谎，道，我在“成吉思汗”呢，实在有点厌了，满耳朵都是德语和中文，还老得给自己翻译听到的食客们的话。
我稍作停顿，想说：“你懂的：暴露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下，可忽地你又幻想着读出了它们的含义。”但我没说出口，因为那样的话，她无法不注意到我状态异常，甚而可能发觉，我是如此孤独，以至于兀自神伤。
取而代之地，我向她述说起来：我清楚中国与德国在各自大洲渗透一切的能量，且了解他们正计划联手征服世界，可以预见的是，到未来世纪，这两个不声不响铺展着帝国宏图的大国将统治人类……
我刹住了嘴，瞬间意识到，听了这番饶舌的波士顿同样会察觉我的异样；她更会发现，我已经一个人很久了，有些意乱心焦。于是我试图掩饰，装作访客多得接待不过来的样子，然则无济于事。
“所以那么久也没人来和你交流一下？”波士顿打断了我，分明没安好心。
待我反应过来，我说，事实上，我唯一见到的就是昨天那个脑子有病的，大概皮姆都跟你讲了？没有，波士顿答道，我一无所知。紧接着的是沉默。记得啊，最终是她发了话，今晚你要和楚丝一起吃饭的，我又给你去了封邮件，我感觉这都是第一万封了，里头写着餐厅的信息。这话好像在说：过几个钟头就知道你那儿怎么回事了。我这儿啊，拧巴得都脱扣了呗，我嘟哝着，然而我可以确定她没有听见——她已经挂了。
几分钟后，公车第十次停靠在中餐馆前，音响里第一百遍地奏出了《走出非洲》的主旋律。
艺术是快乐的，我思忖着。
而这回，我决定下车。
雨水重击着我的脸，逼我把双眼紧紧闭上。餐馆屋顶被雨点叩得噼啪作响。从巴士到店门，雨落得那么斜、那么诡奇，人甚而觉得自己听到了一阵异乎寻常、有着规则间隔的风声。这阵似不属于这里的妖风让人毛骨悚然，尤其当我想起，这已是真实的生活，而非我的臆想。
风是快乐的，我自语道。我一往无前。我并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能确认，正如人们常说的：每每我们观察，事情从来不少。我在餐馆门口遇到了个小小的阻碍：一个小老头儿，看着挺有心计，年纪和我相仿，戴着顶格纹帽子，撑着把同样是格纹的雨伞；他叼着根蒙特克里斯托[32]，让我琢磨着，这是不是个西班牙人，然而他来自法国，在某个雷诺办事处工作，是个当代艺术的爱好者。他是沿文献展的路牌从不远处的“疗养院”找过来的；他刚进过餐馆，但上来没太明白，他们要他看的是个什么装置。
“我就是那个装置。”我道。
“那是干吗用的呢？”
“倾听问题。”
他蹙起一边眉毛，像是在审度着，我是个精神分析医生呢，还是个神经病患者。
我吓着了，因为我想起了一句流传极广的话，说，太初有个误会，而它将成为我们的宿命，同时我又记起，世间万事莫不是出于这种危险的误解。我思量着，世界本就依托于一个最初的谬误。可不管发生了什么误会，我决意将它根除。
“您搞错了。”我说。
“这恰恰就是我的问题，”他意外答道，“一个极大的问题。我老是弄错。我也想少错些的，可都不知该找谁帮忙了。”
我不得不用我磕绊的法语劝他别太在意，我这辈子也净是在犯各种错误，不管怎样，这才像个人呐。我还向他诉说了当时我骤然心生的怀疑：那天白天的愉悦——因为从早上开始，我解释道，我就沉浸在一种恒定而平稳的欣快中，对一切充满兴趣——或许就源自对卡塞尔之行中最吸引我眼球之物，即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里的不可见的力的一种误读。我将先锋与叛逆的力量都归结给了那阵轻风。
尽管他说当代艺术使他着迷，我也不指望他能完全听懂我的话语，所以他称明白我在讲些什么的时候我有点吃惊。比我想象得更明白，他强调说，继而告诉我，他是斯特拉斯堡人，我对隐形微风的看法勾起了他关于该城大教堂四周的风的来历的联想。
他总觉得，他道，从古时候起，魔鬼就御风飞行在地球上，直到有一天，它见自己的形象被镌刻在大教堂外，便满心欢喜、钻了进去，是想看看里头还有没有自己的塑像的，却被一举擒住；自此之后，那阵风就在门廊处等它，于大教堂周围不住呼唤着它的名。
我对他特直接，便说，十分抱歉，我不觉得我的风和他的风有什么关系。
“没有。没有任何联系。”他承认了，那么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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