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上的灵光再度来袭时，已是几小时后，那会儿的我正在超市地下；超市是皮姆推荐的，她说，我可以买点吃的，带回“思想小屋”去。
这阶上灵光也是一如既往地居心不良，它不停骚扰着我，叫我想起了橘园宫一别时皮姆对我所说的话；她道，文献展如此百无禁忌，也告诉了我们一个莎士比亚式的事实，这是个颠倒混乱的世界。当时的我完全同意了她的观点，可到了地下，我忽就被困住了手脚，陷入了对作别皮姆的那一刻的重新审视，我想到，但凡我那时思维快些，便可以添上两句，甚至反驳些什么。
我怎就没说这个呢，或者那个？我又一次告诉自己，写作正是生自于这楼梯上的灵光；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个冗长的复仇故事、对我们本该于其时置入生活之物进行的漫无边际的抒写。
我在橘园宫里就可以谈谈这点嘛，那会儿，皮姆提到了芜乱的地球，又道，明天要到三点她们才能和我碰头，到时，或者她，或者波士顿，反正谁能提早下班谁就电话联系我……
我明明有那么多能说的，却一语未发，许是被那消息吓得没了头绪：我得一连好几个小时都无人陪伴；这在第一时间——我还没怎么意识到——就激起了我心中淡淡的绝望，而在稍后又催生出了开动脑筋的必要，我得想个法子填上这段在前恭候的空白时光，还得面对自己，假装毫不在意，就比如，次日早上，我得独自去往“成吉思汗”，且看我——原原本本的字面意思——如何应付。
这抗击忧愁的需要奠定了接下来数小时的基调。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疯了，显然没了方向，尤其是当我离开超市，由于太过匆忙，两分钟后，我惊觉自己走在一条错误的道上：歌德大街，我还从没踏上过这条卡塞尔的道路。而且，虽然我几乎是呕心沥血地记下了皮姆的指示——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走出超市，拐错了，不幸迷了路——那也无人曾提到过这条街道。我彻底走失了。皮姆早就预见到了我犯错的多种可能，甚至还给我画了张草图，但哪种情况都没把歌德大街计算在内。发现这点更加深了我的无助，此外，奇怪了，我能清晰感到：不知为何，卡塞尔人都开始把我看作当地人了，这样就更难有谁理解，我长了张这么“本地”的脸，还道自己不认识路了，到处询问怎么去往市中心的黑森兰德酒店。
实在诡异。“我是否身在德国”的疑问转为了截然相反的场景，打了我个措手不及：我发觉，谁都把我当成了又一个德国人。
我急了，迫切想要看看自己能否重新找到国王大街。我全速走过卡塞尔城中的诸多场所，包括贝尔维宫，格林兄弟（本城的骄傲，二人在旧日的卡塞尔写下了他们最好的故事）博物馆的所在地，以及巴厘电影院，我连排片表都没顾得上瞧一眼，不过，后来我得知，加泰罗尼亚人阿尔伯特·塞拉的《三只小猪》就在那儿分段放映：这部影片长达一百零一小时，其片名调侃的是欧洲建设中的三大重要时刻，分别以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阿道夫·希特勒和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进行拟人化的替代。我以那样的速度走着，即便途经了许多地点，所能注意到的实际也只是街中灯光的明暗：令人恐慌的是，它在一刻不停地弱下去。直到撞见了那条短巷，探入了一条小径，在窄道尽头依稀望见了我心心念念的国王大街，我才终于得以舒了口气。
这巷子的昏暗还及不上当年那条：在那儿，我得识了一缕冰凉吐息的魅力，它板滞、阴冷、直吹后颈，使我顿然开悟，何为恐惧的快乐的至高至纯的真谛。
穿过那条暗巷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朋友的话，他说，走近文学永远不会事出偶然。永远不会，永远，他强调着，这是你的命运、你阴晦的命运，是一系列条件让你拣选了它，而你从最开始就知道，这就是你的路。仔细想想，我对自己说，大有可能，通往文学的路径之一便是某条黑街中的脑后喘息，换句话说，便是这冰冷的，寒凉的，如闷头一击、从杳无人烟的荒僻之处轰来的闷头一击似的呼气的魔力。
晚些时候，我走进我的草堂，即刻去到阳台上问候了赛格尔的“这个变化”。细雨又起，与几小时前一样，我感知到一股清新空气的存在，它全未令人不适，可不管怎么说都还挺凉，使我当下决定打道回房。一进屋里，我立马双手枕头、躺倒在床；在度过了完全丧失记忆的几分钟后，我再次想到，对那些怀着至高革新热情的艺术家而言，真理就在郊外。但这时我又追问起自己：郊外又是哪儿。稀碎的妄想中（实话说，这是恐惧的产物，我忌惮着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等待我的孤独），我竭力捡拾着我的理智，可局促与悲苦仍在无情蔓延，暗影深深洇进了这座城市，我大脑中的一切也随之变得愈加模糊。
我觉得郊外在哪儿呢？我尽我所能地回答自己，道，首先要懂得踏上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远离文化中心以及既光鲜又迂腐的市场，这是任何一个力求“决裂”的人都该满足的要求。然而才过了一会儿，我就诘问起自己，“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和“力求‘决裂’的人”又分别拥有怎样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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