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走着，本就漫无目的。也许真是这样，我心里嘀咕着，我们的年轻人里少有从当代诗人口中提炼出生活启示的，而在六十年代，确有那么一小部分人视诗歌为他们最值得信靠的人生向导。也大概真有此事，在八十年代末发生了什么异常严重的情况，使得艺术，尤其是诗歌，丧失了它的主导地位。这一切或都在理，但若有哪样是我打从很久以前就一直痛恨反感的，便是，这些宿命论者都将自己个人的不幸投射到了全人类身上。我心想，我更愿走进提诺·赛格尔的黑屋，看看那些已然行动起来的人是如何拯救艺术于可悲的停摆之中的。
稍后，我决定去往那暗房，我黑夜中的阴沉灯塔，然而那个早晨，我开始将它看作了某处在白天能给予我鼓舞的地方。走去那儿的路上，我质问起自己，我们是否一定得警惕地、痛苦地、惶惶不可终日地、不带一点幽默感地生活在我们的宿命论者所谓的清醒印象，即“我们正生活在艺术已死的年代”里。
我想起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和他在巴黎出版的五卷《比特文学史》。其中，在他对未来（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了）的虚构里，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话机器人的第十五个比特王朝开始，给机器以休整期成了种技术需要；这段时间里，它们不会接到任何“编程指示”，可以进入“喃喃呓语”或是“盲目捣鼓”的状态，恰在此类随性行为的帮助下，机械的工作效能得到恢复。
这么看来，莱姆的预言像是实现了：再清楚不过的是，从八十年代起，创造者就再没收到过各种“编程指示”，转而进入了暂歇期、僵死期。实际上，我听“比特文学”的研究者们谈起过，放松之于说话机器人的不可或缺就好比失语的危机意识之于未来文学。
我记得，踏在通往黑森兰德附楼花园的长廊末端的我问起自己，在创造领域，我们是否也正处于一段为技术需要而生的休眠期；待到走出去时，发声的创作者，亦即我们所有人，终将变得更有力量。那么，干吗要危言耸听呢？生活在“喃喃呓语”时期也用得着如此急躁？或许我们只是在逐渐恢复语言能力呢？此外，“盲目捣鼓”真有那么令人痛心？
我仿佛悟到，归根究底，死滞的时间不过是一处绝佳的地点、一间沸腾的实验室、一个完美的空间，好让我们陆续迎接诗人的归来——也许他们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我难道没有嗅到么，他们就在我们之中？我初探赛格尔的房间时——此刻我正准备再次造访——不就察觉到了这点？若他们尚未归返，我们也不应绝望。鉴于其带给我们如此有趣的放松时光，这个赐予我们休整期的技术需要也可以是有所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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