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学大寨时,生产队人口达到120人,人均5分土地,种的粮食除向国家上缴公粮后,余下的粮食按工分折算分粮食。
我们家人口多,出劳力的少,吃长饭的多,挣得的工分少,分得的粮食就更少。
遇到了每年的二、三月早断炊了。
对断炊的农户家,公社,大队有一条规定,缺粮困难户可以提前向生产队申请借粮食吃,次年分配时从中扣除,这样循环运行,我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超支户。
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种田人借粮食吃,一年复一年,饿着肚子种田,只有中国的农民守本份。
当时的农村,从上到下把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叫得满天响,结果还是靠天吃饭。
挣工分,出工不出力,磨洋工,弄虚作假成为一种人的智慧。
生产队长,会计,记工员,财务保管员同流合污,为了多挣工分做假很有办法。
在农忙收割时,收割一亩田的谷子需要估计工分值多少,插一亩田的秧苗工分值多少,由他们决定后,劳动轻松的农活反而工分高,劳动繁重的农活反而工分底。
前者是高工分理所当然归他们干,我们年龄小,累的时间长,都是干一样的活还不能同工同酬。
明显不公平,也只好忍气吞声。
一挑水粪2角钱,浓度要求在20度,用粪度表测浓度计算报酬。
为了增加水粪的浓度,大人们开始进偷粪,专掏厕所里的干大便,挑回生产队后背着人再用河水勾兑,这样从一挑变成了十几挑,可以挣得2元钱。
而我们因年小体弱,也学着大人样,淩晨2点起床进城去偷水粪,不知道有其中有奥秘,一次一挑,担子压在肩上,腿肚子打闪闪,两眼直冒金星,也只能挣得2角钱的工分,耐心等待着年底决算。
1968年,生产队按劳动日计算报酬:100个工分折合7角人民币。
年初,生产队长发给每个社员一本《记工证》,由记工员按照《记工证》填上当天出工应得的工分。
年底,再按全年累计工分折算出应得的全年劳动报酬,参加年终分配。那时的工分就是一个人的劳动报酬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因而流传着“工分,工分,社员命根”的民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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