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也是文人聚集之地，所以画派颇多。弘仁、查士标、逊逸，汪之瑞为新安四大家，以肖云从为代表的姑熟派也很有名。
清初人物画有波臣派，代表人物是曾鲸（公元1568～1650年），他在南京创墨骨画法。曾鲸作品先以淡墨画五官及面容，然后层层上色，有时上至数十层，直到凸显出人的面容骨骼，晕染出人的皮色面相。可见曾鲸深受西洋油画的影响，试图以中国的墨色达到西画的逼真，后有谢彬、郭巩、徐易等十几人仿效他。
4.扬州八怪。
18世纪的扬州经济非常发达，商业异常活跃。富商与官宦人家喜爱这里的富饶与文明，纷纷在此盖屋筑园，尽情享受。由于他们对书画、古玩的需求十分旺盛，因此扬州的书画市场和书画交易十分活跃，吸引了大批书画家云集于此。
扬州的教育十分发达，自古就出文人学士也出书画家。明清时期，脱离了正统、带有革新色彩、反映市民利益的思想十分活跃，因此在扬州出现画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其中“扬州八怪”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画派。八怪是指八个风格独特的画家，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八大、石涛的艺术，因而被称为“怪”。八位画家具体指哪几个，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汪士慎、李鲜、金农、黄慎、高翔、郑燮、李方膺和罗聘。
这八位画家的性格经历虽然不同，但是也有些共同点。他们大都出身于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有较好的文化艺术修养，都是有才华的文人画家。但是低下的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们在官场上的活动，高翔、黄慎、汪士慎、金农、罗聘都没能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只能终生以卖画为生，生活十分困苦。而郑燮、李鲜、李方膺虽然做过小官，但他们方正的品德和黑暗的官场格格不入，终于被排挤打击，最终流落到扬州卖画谋生。由于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加上他们生性善良，关心民众，因此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是通过独特的花鸟画与诗文表达出来的。
汪士慎（公元1686～1759年）号巢林，他的梅与竹画得很好，同时工于篆刻与治印。他画的梅花细小娇嫩，梅树老干苍劲，梅枝富有节奏的线条横贯画幅，表达出其追求自由的愿望。有人说他画梅是为了吐出“胸中苦清味”。其实金农（公元1687～1764年）的梅与他不分高低，也是画梅高手。
李鲜（公元1686～1760年）号复堂，他的花鸟画题材广泛，花草树木乃至日常用品都可入画，表现出朴素的平民意识。李鲜常以破墨和泼墨法作画，其作品画面酣畅淋漓。他用秃笔干墨皴写，花枝树干各显质感；他也用粗、细、干、湿、浓、淡的线条画花茎花叶，好像演奏线条的舞曲；而以旋动的姿态取代。他用笔取旋动之势，其线条龙飞凤舞，如在狂风中扭动摇摆，如此使得画面改变平静的结构。
黄慎（公元1687～1768年）字恭寿，对花鸟人物都十分精通。他常画现实中的人物，包括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乞丐、渔夫、农夫和老人，并对这些被正统派视为下贱的小人物深表同情。他还以鬼讽刺黑暗，从而表达出他的平民意识。
郑燮（公元1693～1765年）号板桥，他关心民间疾苦，同情穷苦人，总想为穷人做点有益之事。郑板桥专长于画梅、兰、竹、石，他主张学古人的画意，不必死学、摹古；他强调以造化为师，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他认为观察自然中的竹，必须先有了画意，然后才能动笔作画，这叫“意在笔先”。所以画家作画时心潮如雷电大作，草木怒生，笔墨落纸，随机应变，有意外之趣，这才是作画的道理。他画的竹有浓有淡，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密有疏，有情有意。他的画与字、诗与画配合默契，达到了竹石画的艺术高峰。
李方膺（公元1695～1755年）别号秋池，他画竹有独特之处，所画竹干竹叶在狂风中飞舞摇摆，树叶的抖动和迷乱都画得惟妙惟肖，令人惊叹。
扬州八怪打破了清初以来画坛的沉闷局面，动摇了以四王为首的正统派的垄断地位，他们为艺术吹入一股清新之风，对后代绘画产生巨大影响。
在扬州还有一位花鸟画家华岩，他是最后一位正统的花鸟画名家。华岩出身工匠，自学成材，实属不易。他一生漂泊不定，过着贫苦的生活，但辛勤作画，令人钦佩。他画的禽鸟和人物生动活泼，相互呼应，神态十足，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5.其他绘画。
明清时代，绘画已成为平民观赏和收藏的艺术品，其政治性、宗教性已大大减弱，所以政治性和宗教性较强的壁画已由盛变衰。但是，由于清代对喇嘛教的重视，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喇嘛庙里宗教壁画仍旧很普遍。此外，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市民、下层官吏经常聚会的公共建筑物，例如宗祠、会馆、戏院等日益增多，壁画也很盛行。商人和市民不但要求壁画描绘各类神祇，而且要求把小说人物、戏曲故事与民间传说绘入壁画，例如《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西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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