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南北宗的观点。经过研究比较，他认为画家以风格区别有南宗和北宗之别。南宗以王维为开创者，讲修养，讲禅意，画法多用水墨渲染，简率天真；北宗以李思训、李昭道为鼻祖，作画时多用色墨，繁杂霸气，工笔匠画。董其昌极力张扬南宗，贬低北宗，抬高文人画，打击画工画。这种以画派定优劣的做法在画史上产生很大影响，它风行300多年影响到国内外，对中国画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在松江派的影响下，其他画派也纷纷兴起。其时有苏松派、云间派、娄东派等。他们均以文人画家自誉，推崇笔墨趣味，彼此提携帮助。
清代绘画
1.清代画院及其西洋画师。
清代（公元1644～1911年）延续267年，其间各种矛盾非常复杂尖锐。为了巩固政权，清代统治集团继承明朝各种制度法规，以更严厉的手段控制政治、经济、文化。至此，明代发育的弱小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受到严重打击，具有民主精神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遭到残酷的摧残。大清帝国在经历过一段强盛之后，迅速衰落下去，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清朝后期，西方列强以武力打败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势力范围。清统治者腐朽无能，只能以卖国求荣自保，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的巨大危险。
在绘画界，清代文人学士在统治者的镇压和利诱之下，思想保守，风格陈旧。他们或满足统治者要求，为其歌功颂德；或讨权贵的欢心，供其玩赏娱乐；也有人躲进艺术的小圈子，孤芳自赏，寄情山水。
与此同时，一批艺术家在经历明朝亡国的时代变迁后，仍关心民族命运和人民疾苦。他们作画颂扬民族正气，批判腐朽文化，提倡文艺革新，创造出一批在思想和风格上都比较新颖的作品。随着西方画师来到中国，清代在绘画界开始推行中西结合的艺术。虽然此期中西结合的艺术初期成就不高，但扩展了艺术家的眼界，为中国艺术的巨变拉开序幕。
清统一中国之后，重视美术的政治作用。统治者把优秀画工集中于宫廷组织绘画创作，对文人画家也尽力网罗，给予等级划分，确定不同待遇。但是宫廷对文人防范甚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经常因多疑而误杀文人，压迫比明朝更为残酷霸道。那时，许多文人在高压下只能为皇帝歌功颂德，为宫廷装点门面，或模仿古代名家之作，供皇帝玩赏。清代官院画家，据资料统计有53人，他们都在画史上留下传记。
画院中还有几位来自欧洲的西洋画师，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的是为了传教，他们多是有文化修养懂艺术的传教士；有的负有政治使命，负责加强欧洲与中国联系或者收集中国国情提供给欧洲君主。洋画师把油画基督像、圣母像带到中国，展示于宫廷内外，引起不小轰动。多数文人画家认为西洋画用凸凹法画万物，逼真模仿对象，“虽工亦匠”，也就说是画工的作品格调不高。但也有少数画家将西洋画的某些技法运用到中国画中，取得一定成效。
西洋画师看到朝野还一时难以接受西洋画，就仿照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之法，先学习中国文化，取得信任后再见机行事。于是，他们按照皇帝要求为宫廷作画，题材也是山水、花鸟、鞍马等。他们运用油画的凸凹光色描绘形象，创造出一种亦西亦中的杂交艺术。
郎世宁（公元1688～1766年）意大利人，于公元1715年到北京，成为宫廷画家。他擅长画花鸟、鞍马，曾为皇帝的重大政治活动绘制大型图画。据记载，他留下作品56幅，他还与中国画家合作作画。他的作品减弱乃至取消了透视法和光线阴影，使其既失油画的特长又无中国画的韵味，中、西方都对他的作品评价不高。宫廷洋画师还有波希米亚人艾启蒙（公元1708～1780年）、法国人王致诚（公元1702～1768年）、意大利人潘廷璋（公元1733～1812年）等人。他们的风格都差不多，他们曾绘制多幅乾隆战功图，于1765年送法国制版，至公元1774年完成后送回中国，留下一段中法文化交流盛事。
2.清初四王与吴、恽。
四王指的是四个姓王的画家，他们是王时敏（公元1592～1686年），王鉴（公元1598～1677年）及其学生王犟（公元1632～1717年）和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公元1642～1715年）。四王拥护董其昌的艺术主张，努力模仿古人，尤其模仿元代画家，并力求在模仿中有所变化。他们强调绘画中的笔墨趣味，主张作品应有文人气、书卷气。他们很少接触实际且较少观察自然，只是一味追求平静安闲的古意，因此四王的绘画技巧虽然娴熟，作品很多并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被尊为山水画的“正宗”，但实际艺术成就却不太高。
由于四王善于模仿，学哪家像哪家，因而笔法风格随前辈画家变化，很难说有固定风格没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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