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和汉朝都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力雄厚，人才济济，资源丰富，因此秦汉时代的青铜艺术，尤其是青铜铸像艺术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其作品之巨大、设计之巧妙和工艺之精湛都超过先秦。
据史书记载，秦代铸铜人12个，各重24万斤。由此可见，秦代大型铸造的规模之巨，可惜原作都已被销毁。
1980年在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两辆铸造精美的铜车马，其形体为真车马的12，每辆铜车马重1200多公斤。这两辆铜车马一前一后，合为一组。前面的铜车称作高车或立车，主要用于作战，车上有弩矢和盾牌，驾车的人站立车中，车前有四匹马。后面的铜车马称为安车，也有驷马，长方形韵车舆（车厢）比较宽大，上面有椭圆形的车盖，像伞一样遮挡着车舆。车舆两侧有窗，车门在后，人从后面进出。官坐在车舆前面，双手前伸握着六辔，作驾车状。这两乘车马都是皇帝出行时的交通工具。
铜车马的主体用铜浇铸而成，两车总长5米多，宽近2米，高2米，总重2400多公斤，这样大的青铜艺术品国内外罕见。驾驭两辆车的八匹铜马头方目圆，两耳短小，脊背平坦，臀部圆润。它们均为四蹄站立，形如待发。两尊铜驭官一立一坐，双手前伸驾车，目光注视前方，表情非常严肃，表现出对帝王的忠心和敬畏。工匠不但塑造出人物的外形，表现出人物的姿态、地位和身份，而且通过人物的姿态和表情，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作品中马络头是用金管、银管套接的，至今仍很灵活。马辔是许多小铜片以插销衔接起来的，现在仍然可以灵活折叠。车窗不但可以开合，而且装饰着图案，图案有许多米粒大小的菱形小孔。古代工匠把铸造、焊接、镶嵌、嵌铸等制造技术综合运用到作品中，达到古代冶金制造工艺的新高峰。同时，在车舆、车盖上还用艳丽的颜色画出各种优美的花纹、图案及模仿原车上的丝织品，可以说，这两乘铜车马完全是原物的仿制，只不过缩小了一半。迄今为止，出土的秦青铜雕塑艺术品还不多，随着考古发掘的广泛和深入，将有更多的秦青铜器重见天日，届时人们对短暂然而影响深远的秦代艺术将会有新的认识。
由于汉代青铜器的大量出土，我们对汉青铜艺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汉青铜艺术有两个特点：一是青铜器出土的地域非常广大，除文化发达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外，偏远的云南、贵州、广东等地也发现有精美的青铜器。由此说明，在汉代青铜文化已经得到广泛的普及。二是青铜器的品种比较齐全，既有皇亲国戚墓葬里的华贵明器，也有一般墓葬里的各色生活用品，还有云南、贵州等地各民族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铜器，这其中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即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杰作。这匹高34.5厘米、长45厘米的奔马，高昂首，狂摆尾，张嘴嘶鸣，四蹄翻腾，三足腾空，飞驰如电，后足却踏在一只疾飞的燕子背上。那只小巧的燕子正展翅翱翔，突然被马蹄踏在背上，于是吃惊地回首反顾，想看清那比它飞得更快的、正从它头上掠过的庞然大物到底是什么。与之相呼应，奔马头微微向左侧，似乎也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艺术家以丰富的想象和高超的技法把马踏飞燕的一瞬间动作固定在雕塑中，用象征手法，衬托出骏马神速飞驰天空的景象。艺人极好掌握了铸件的平衡和稳定原理，让一条马腿呈“之”字状立在飞燕背上，而那只小小的飞燕则构成雕塑的底座，支撑着整个铸件，因而这件千古佳作得名“马踏飞燕”。
青铜生活用品出土的也很多，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之弟）墓时即发现许多精美青铜器，其中一件长信宫灯尤为引人注目。
这件宫灯的主体是一个跪坐的宫女，她左手在下托灯座，右手在上提灯罩，两手之间就是圆柱形的灯。宫女的右手和右臂实际是灯的烟道，蜡烛燃烧时的烟和灰顺着宫女的右臂流入宫女的身体内，中空的宫女身体能够容纳烟灰。宫女身下是盛水的底座，它能将烟灰溶于水中，底座可以拆卸，以便倒掉烟灰水。圆形的灯盘可以转动，两块圆弧形的灯罩也能够开合，因而能随意调节灯光照射的方向和亮度。这件青铜器设计得非常科学，不仅灯光可以调节，而且烟不会污染室内空气。据考证，这盏金光闪烁的宫灯是一件供皇宫和王府使用的高级专用品。
这尊作品中，宫女的设计与造型既真实又美观，她身着汉代最流行的长裙，梳着宫中发式，面容圆润，眉目清秀，姿态优雅，由此证明汉代贵族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极力追求高雅和舒适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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