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立马跟他们吵起来、打起来了，但是忽然转念一想，我其实本来无心为大学生辩护的，因为理屈词穷。
记得我离开面包作坊的地下室时，像个被打残了的人，心里是难以名状的悲哀，想死的心都有了。
深夜，我坐在卡班河岸上，一边往黑漆漆的河水里扔石子，一边不断地反复想着这三个字：
“怎么办？”
为了排解苦闷，我开始学拉小提琴，每晚都在铺子里拉琴，搅得更夫和耗子不得安宁。我很喜欢音乐，学得十分投入，不过，我那个在剧院乐队担任提琴手的老师在课间，趁我离开店铺的时候，打开了我没有上锁的钱柜，我回来正好撞见他把几个衣兜都塞满了钱。一见我出现在门口，他把脖子一伸，凑过来一张刚刚刮过胡子的苦脸，悄悄说：
“嘿，来打我呀！”
他的嘴唇哆嗦着，从他那淡得近乎无色的眼睛里滚出些油腻腻的泪珠，大得有些出奇。
我很想揍提琴手一顿，为了不这样做，我坐到地板上，把一双拳头塞到屁股底下压住，叫他把钱放回钱柜。他把几个衣兜都倒空，走到门口，站住，白痴似的用大得吓人的嗓门说：“快给我十个卢布！”
我给了他钱，但学拉小提琴这事儿就算是放弃了。
这年十二月，我下决心自杀[89]。我在短篇小说《马卡尔生活中的片段》中曾尝试描述做这个决定的动机，可我没成功，这个短篇小说写得不好、手法拙劣，而且内容缺乏真实。它值得注意的优点，在我看来，正是它的内容完全缺乏这种真实。事件本身是真实的，但阐述这些真实事件好像就不是我的事，这个短篇也不是在写我自己了。抛开这个短篇的文学价值不谈，其中还是有那么一点儿让我感到惬意的：好像我已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我在集市上买了一支军队鼓手用的左轮手枪，里面装填了四颗子弹，我照着自己胸口打了一枪，以为能打中心脏，结果只打中肺部，过了一个月，觉得自己简直愚不可及，羞愧难当，就又在面包店干活儿了。
可是没干多久，三月末的一个晚上，从面包作坊去面包店的时候，我在女店员的房间里看到了霍霍尔（罗马斯），他坐在窗户前的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抽着一根粗大的香烟，聚精会神地看着腾起的一团团烟云。
“您现在有空吗？”他招呼也不打，直接问我。
“有二十分钟。”
“您坐下，我们谈谈。”
像以往一样，霍霍尔裹着那件扣得紧紧的哥萨克式“鬼皮”上衣，宽宽的胸膛上散落着淡黄色的胸毛，倔强的脑门上立着剪得很短的鬃毛般的硬发，脚蹬一双沉甸甸的男式皮靴，散发着浓浓的焦油味道。
“是这样”，他声音不大、语气淡定地说道，“您想不想来我那里干？我住在红景村，沿着伏尔加河往下游走四十五俄里就到，我在那里开了个小铺子[90]，您帮我做买卖，这占不了您多少时间，我有很好的书，我可以帮您学习，同意吗？”
“好的。”
“那您星期五早晨六点钟就到库尔巴托夫码头去，打听一个红景村来的舢板船，船老大叫瓦西里·潘科夫。其实也用不着，那时我已经在那里了，我会看见您的。再会！”
他站起身，向我伸出一只大手掌，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沉甸甸的银质凸形怀表，说：
“我们谈了六分钟！对了，我的名字叫米哈伊洛·安东诺夫[91]，姓罗马斯。就这样。”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迈着坚定的步伐，轻松挪动着他那沉甸甸的勇士般强悍的身躯。
两天后，我坐船前往红景村。
伏尔加河刚开始解冻，从上游，顺着浑浊的河水，灰色的易碎的冰块摇摆着漂下来，舢板船从中穿过的时候，冰块擦着船舷，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冰块被碰散成一个个尖锐的结晶体。上游吹来的风，把波浪往岸边吹去，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睛，从冰块淡蓝色玻璃似的侧面反射出一道道耀眼的白光。舢板船满载沉甸甸的木桶、麻袋和箱子，张帆前进，掌舵的是个年轻的庄稼汉潘科夫，穿一件考究的鞣制过的羊皮夹克，胸前用彩线缝着图案。
他面容镇定、目光冷峻，沉默寡言，不大像个庄稼汉。船头，潘科夫的雇工库库什金手握篙竿叉开双腿站着，这是个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庄稼汉，穿一件粗呢子外衣，腰间系着一条麻绳，头戴一顶揉得皱兮兮的神父帽子，脸上有青紫斑和抓破的痕迹。他一边用篙竿撑开冰块，一边轻蔑地骂道：
“一边去……看你往哪里爬？”
我跟罗马斯坐在船帆下的箱子堆上，他轻声对我说：
“农民们都不喜欢我，尤其是那些富农！您迟早也会亲身体会到这种敌意的。”
库库什金把篙竿横放在脚下两边船舷上，转过那张破脸对我们感慨地说：
“特别是你，安东内奇，就不讨神父喜欢……”
“是的。”潘科夫承认了。
“你就像是神父这条花斑狗喉咙里的一块骨头！”
“不过，我还是有一些朋友的，您也会有的。”霍霍尔说道。
天气还是很冷，三月的阳光一点也不温暖。岸上，一棵棵光秃秃的树不断摇晃着那黑黢黢的树枝，在一些岩缝里、坡岸上的灌木林下面还有一块块天鹅绒般的白雪。河面上到处都漂浮着冰块，就像一群群放牧的绵羊。我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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