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银勺子舀着盘子里的牛奶浸马林果，津津有味地大口吞咽着，厚厚的嘴唇不断地咂巴着，每吞一口，就要吹一下稀疏的猫胡子上的牛奶沫子。一个姑娘站在桌子旁边伺候他，另一个靠着椴树的树干，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满怀憧憬地望着灰扑扑的炎热的天空。她们两人都穿着轻薄的紫丁香色的连衣裙，看上去简直一模一样，像是一个人。
他亲切地跟我交谈，乐意跟我谈爱的创造力，认为应该在内心开发这种情感，只有它才能“把人和世界的灵魂联系起来”，才能让人在一生中处处播撒爱。
“只有这样才能把人联系起来！不会爱，那就不可能懂得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死翘翘的傻瓜蛋。火不能用火去灭，同样，邪恶也不能用邪恶的力量去铲除！”
但是，当两个姑娘互相搂着，往花园深处的一幢房子走去后，此人眯缝着眼睛望着她们的背影，问道：
“你，是谁？”
听完我的回答，他一边用手指敲着桌子，一边说，人啊，不管到哪里都是人，因此人需要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尽量在爱人的过程中提高精神素养。
“人站得越低，就越接近生活的真相，就越接近生活的神灵……”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熟悉这种“神灵”，但没说出口，感觉他跟我在一起有些无聊；他用生疏的目光看着我，打了个呵欠，把双手举到脖子后面，双腿往前伸直，伸了个懒腰，疲倦地闭上眼睛，嘴里嘟囔着，仿佛在梦呓：
“顺从爱……生活的法则……”
他哆嗦了一下，挥了一下双手，像是在空中抓什么，惊恐地盯着我：
“咋回事？我累了，请原谅！”
他又闭上眼睛，像是痛得咬紧了牙关，咬得龇牙咧嘴的；下嘴唇耷拉着，上嘴唇微微上翘，稀稀拉拉的几根瓦蓝色胡子也立起来了。
我厌恶地离开了他，有点怀疑他的诚意。
几天后，我一大早送面包到一位熟悉的副教授——一个酒鬼单身汉家里时，又见到了这个克洛普斯基。他应该是一晚没睡，黄褐色的脸，双眼红肿着，我觉得他是喝醉了。微胖的副教授醉得眼泪滴答的，穿一件内衣，手里端着个吉他坐在地板上，四周一片狼藉：移了位的家具、啤酒瓶子、脱掉的上衣，他坐着，摇晃着，号叫着：
“慈……慈爱呀……”
克洛普斯基气得尖声叫起来：
“没有慈爱！我们不是因爱而死，就是在争取爱的斗争中被击溃，反正都一回事：我们注定会死……”
他一把抓住我的肩头，带我进了房间，对副教授说：
“来，你来问他想要什么？你问问他：他需要人类的爱吗？”
副教授泪眼婆娑地看了我一下，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这就是个卖面包的，我还欠他面包钱呢。”
他身子一晃，手伸到衣兜里，掏出一个钥匙，递给我：
“嘿，都拿去吧！”
但“托尔斯泰主义者”一把抢过钥匙，朝我一挥手：
“走吧！回头再来拿钱。”
然后从我手里接过面包，扔到墙角沙发上。
他没认出我来，这令我松了口气。出门的时候，我回想起他那句因爱而死的话，心里一阵厌恶。
不久，有人跟我说，他向寄住那家的一个姑娘求爱，但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个姑娘求爱。两姐妹分享各自的喜悦，她们都对这个“情种”深恶痛绝，吩咐管家叫这个爱情传教士立即从家里滚蛋。从此，他就从城里消失了。
爱和慈悲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何在？这是个我早就面临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起初，它还没成形，只是心里觉得一团乱麻、毫无头绪，后来，我才用一句话清晰表明了这个问题：
“爱的作用何在呢？”
我所读过的书都充斥着基督教的思想、人道主义的观点，呼吁对人们报以同情，那个时期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娓娓动听地谈着这些。
我亲眼所见的一切几乎完全不是对人们的同情。生活在我面前展开的是无休无止、一连串的敌意和残忍，人们为了一些琐碎小事而不断肮脏地争斗。我个人只需要书，其他所有的一切在我眼里都毫无意义。
你不妨出门到街上去一趟，然后在大门口坐上一个钟头，就会明白：所有的那些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买卖人过的日子，跟我和我喜欢的那些人、那些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他们没有那些想法，走的道路、方向也不一样。那些我所敬重、信赖的知识分子总是显得怪异、孤独、另类，而且，在大多数人中间，在这尔虞我诈、像卑鄙的蚂蚁般勤恳堆砌生活的工作中，他们是多余的；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真是彻头彻尾的愚不可及、无聊透顶。而且，我常常看到那些所谓倡导慈悲和博爱的人们总是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他们已经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屈从了普遍的社会生活习俗。
我真的很为难。
有一天，那个因为得了水肿病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罗夫叹着气对我说：
“让残暴来得更猛烈些吧，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早，多雨，冷飕飕的，多瘟疫和各种自杀事件。拉夫罗夫不愿意被水肿病折磨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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