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读了不少书，喜欢读诗，而且还开始写诗，但我仍然说着“自己的话”。我觉得“自己的话”虽然沉重、尖刻、刺耳，但只有它们才能表达我内心最深处的复杂思想。有时，为了抗议那些跟我格格不入的、令我愤愤不平的事情，我会故意说粗话。
我的老师之一，一位数学系的大学生，就常常说我：
“鬼知道您说的啥，那不是话，是秤砣！……”
总的说来，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这种情形时常出现在少男少女身上；我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脸盘颧骨较高，像个卡尔梅克人[59]的脸，嗓音也不中听。
老板的妹妹动作灵活、迅速，像只空中飞舞的燕子，我觉得她那灵巧的动作跟她那圆滚滚、软绵绵的身段不大协调。她的姿势和步态有点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快活，她常常大笑，听着这爽朗的笑声，我想：“她想要我忘记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吧？”我可不想忘记这个，我看重不寻常的事情，我得知道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不寻常的事情。
有时，她问我：
“您在读啥书？”
我简短回答了她，很想问她：
“您干吗想知道这个？”
有一次，面包师爱抚着短腿小姑娘，带着醉意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唉，最好去老板妹妹那里，干吗要放过这机会呢？要知道那些大学生……”
我向他保证，要是他再说这样的话，就用秤砣敲碎他的脑袋，然后就去了过道，到堆放的面粉袋那里去了。透过没有关严实的门缝，我听到卢托宁说：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他饱读诗书，整天像个疯子似的过日子……”
门洞里，老鼠们在吱吱叫着乱窜，面包作坊里，小姑娘在哞哞地呻吟。我走到院子里，小雨正懒洋洋地、几乎悄无声息地飘洒着，不过还是有些闷，空气中满是烧过的炉渣味——有树林烧起来了。已经过去大半夜了，面包店对面有房间开着窗户，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有人哼起了歌：
圣瓦尔拉米[60]自己啊，
带着金色光轮的头颅，
从天上看着他们啊，
露出了微笑……
我设想着玛丽亚·杰连科娃躺在我的一双膝盖上，就像那个躺在面包师卢托宁双膝上的小姑娘，但整个觉得这完全不靠谱，甚至有点可怕，简直匪夷所思。
他整夜不断地啊，
喝啊，唱啊，
喔！他啊……
还干那事儿啊……
和声中那个浑厚的男低音“喔”显得特别突出。我弯下身子，双手支在膝盖上，望着一个窗户；透过窗帘的镂空花边，我看到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淡蓝色灯罩下，一盏小灯照着灰色的墙壁，灯前，一个姑娘面朝窗户坐着，正在写着什么。她抬起头，用红笔套把鬓角的一绺头发捋了一下。她眯缝着双眼，露出了微笑，慢慢把信叠起来，装入信封，用舌头沿着封边舔了一下，就算封好了，然后，把信封扔到桌子上，伸出比我小指头还要小的食指朝信封狠狠点了几下，然后，又拿起信封，皱着眉头拆开信封，看了一阵，又塞进另一个信封，粘好，伏到桌子上写地址，然后拿着信封在空中挥舞，就像拿着一面白色的旗帜。她旋转着，拍着手，朝屋角走去，那里有一张她的床，随后从那里走出来，脱掉短褂子，露出像酥油饼一般圆润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消失在屋角里。当你观察一个人如何独自面对自己时，你会觉得他就是个疯子。我在院子里来回踱步，边走边想，一个姑娘家独自住在那个狭小房间里，这该是多么奇怪的生活啊。
然而，当那个棕红头发的大学男生来看她，压低嗓门，近乎耳语地跟她说了什么，她整个身子蜷缩起来，变得更小了，她怯怯地看着他，双手藏到背后或者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发大学生，很不喜欢。
短腿小姑娘裹着头巾，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咕哝着：
“快进作坊吧……”
面包师一边从大箱子里掏面团，一边跟我说起他的这个小情人是如何温柔体贴、如何孜孜不倦，而我则暗想：
“这样下去，我该如何是好？”
我感觉就在近处，某个角落里，一场灾难正等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兴隆，杰连科夫在找一个面积更大的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太好了，我的活儿实在太多，忙都忙不过来，累得头昏脑涨。
“到了新作坊，你就该是高级助理了”，面包师给我打了包票，“我要跟老板说，叫他每月给你十个卢布。就这么定了。”
我心里明白，有我这个“高级助理”，他会很省心，他不爱干活儿，而我则喜欢干活儿，疲倦对我有好处，能够消除内心的恐惧，抑制性本能的旺盛需求。只是没法读书了。
“真太好啦，你把读书给戒了，老鼠会吃了它们的！”面包师说道，“难道你没做过梦吗？也许，还是做过，只是不愿说出来吧！真好笑。要知道，把梦说出来是最没害处的事啦，没啥好担心的……”
他对我很亲切，甚至对我还有那么几分尊重。要么，就是害怕我这个老板的“眼线”，虽说这并没妨碍他天天不露痕迹地偷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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