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不是一路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轻声说，“知识分子老是喜欢折腾，他们老早就爱结党造反。就像基督那个空想家，为了让大家上天堂而瞎胡闹一样，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也都是为着乌托邦在瞎胡闹。只要有一个空想家出来造反，那所有的废物、坏蛋、地痞流氓都会跟着他瞎胡闹——因为他们气急败坏，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没有地位。工人们为了革命而起义，他们要求公平地分得工具和劳动产品。就算他们最终夺取了政权，您以为他们是想建立国家吗？不会的！他们会各自散去，因为害怕，都各自去找安静的小窝了……”
“您说机器吗？它会把我们脖子上的套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手脚捆得更牢实。我们并不需要机器，不要没事找事，我们要从多余的、不必要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人都想平静地过日子，但是，工厂与科学不能给人带来平静，一个人要的并不多，我只需要一个小房子，干吗要去给城市添堵？城里人打堆住在一起，那里又是自来水管道，又是下水道，还有电气设备。不要这些你试试看，那生活可就轻松多了！唉，我们有太多多余的、没用的东西，这都是知识分子弄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真是害人精！”
我曾说过，世上没有谁像我们俄国人这样深入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我们俄国人在精神上是最自由的”，这个工人笑了笑，“不过，您别生气，我敢说我们有成百上千万人这样认为，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应该简单点儿，那样，人们的日子才会过得称心……”
我很了解这个工人的思想履历，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
跟他谈了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成百上千万俄国人只是因为想摆脱劳动、追求安逸，才来忍受革命的艰难困苦吗？干最少的活，享最大的福，这种口号就像所有那些超现实的事物，比如各种乌托邦一样，相当有诱惑力。
于是，我想起了易卜生[52]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啊，不是！
我一辈子都是那个样子，
不喜欢变换棋子，
不过，真想改变游戏。
只记得有一场革命，
它比后来哪一次都智慧，
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冲毁——
当然，我说的是那次世纪大洪水[53]。
不过，那次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吧，诺亚成了独裁者。
啊，若是做得光明正大，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啊，
您快把世纪洪水引来吧，
我嘛，会高兴地，在方舟下面塞个鱼雷！
杰连科夫的铺子只能贡献自己的微薄收入，而需要资助的人和“琐事”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儿法子了。”安德烈·杰连科夫摸着胡须，忧心忡忡地说道，内疚地微笑着，心情沉重地叹着气。
我觉得此人认为自己被判了要一辈子帮助别人的“无期徒刑”，虽说甘心接受这种惩罚，但有时还是会觉得很难受。
我好几次用不同的话来问他：
“您为啥要这样做呢？”
他显然没搞懂我提问的用意，回答“为啥”这个问题时，他书生气十足地、令人费解地谈起人民的苦难生活，谈到教育民众、启发民智、普及知识的必要性。
“哦，你是说人们想获得知识、寻求知识，是吧？”
“对，是啊！那是当然！您不是也这样想吗？”
是的，我也想获得知识。不过，我又想起了那个历史教师的一段话：
“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慰藉，而不是知识！”
这类尖锐、振聋发聩的思想观点对刚满十七岁的人是有害的，随着人们多次接触这种思想，它会渐渐变得没有那么尖锐，而人们也渐渐不会有什么收益了。
我渐渐发现一个规律：人们总是喜欢听有趣的故事，因为这能使他们暂时忘却沉重但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中“虚构”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喜欢听。特别有趣的书里都有很多美丽的“虚构”情节。简言之，我完全是在“腾云驾雾”。
杰连科夫打算开个面包店[54]。记得当时精算过，这种行当每投一个卢布至少可以赚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作为老板的“亲信”，我义不容辞地成了面包师的“助手”，负责监视面包师，让他不敢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好的面包。
于是，我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转到一个小小的但干净一些的地下室，打扫这个地下室也是我的职责。我面对的不再是四十个人的班组，而是一个人。此人两鬓花白，尖尖的山羊胡子，干瘦蜡黄得像熏过的脸，一双若有所思的黑眼睛和一张奇怪的嘴巴：小小的，像鲈鱼的嘴，肥厚的嘴唇嘟起来，一副随时想接吻的架势；眼睛深处闪着一丝嘲弄人的神情。
这个面包师当然要偷东西——开工的头一天晚上，他就“顺手”把十个鸡蛋、约三俄磅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挪到一边。
“这个，这是要给谁？”
“这些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和和气气地说道，皱起鼻梁补了一句，“一个很——很可爱的小姑娘！”
我本想让他明白偷盗是种犯罪行为。可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不会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还是连我自己都没说服自己——我的话没有发挥啥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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