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欧战正酣，美国对英国的支持至关重要。英国情报部希望毛姆能前往美国执行秘密宣传任务，利用其著名作家的身份争取美国朝野对英国抗战的支持。十月初，毛姆动身前往纽约，这一去就是六年，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底，他才重新返回法国满目疮痍的蓝色海岸，着手修缮里维埃拉费拉角他那幢闻名遐迩的玛莱斯科别墅。
因美国仍旧是中立国，而且在一九三五年正式通过了《中立法案》，外国间谍如在美境内进行宣传即被认为违法，所以毛姆此次前来的官方说法是赴美做巡回演讲。为了打掩护，毛姆还特意联系了他的美国出版商、著名的道布尔迪出版公司的老板纳尔逊·道布尔迪，请他寄一封信过来，说迫切需要毛姆前往纽约安排其新书的出版事宜。毛姆为了宣传英国的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和支持可谓尽心尽力，他在规模不一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接受采访，参加筹款晚宴；除纽约之外，还去过芝加哥以及西海岸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直到次年十二月七日的“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宣布参战，毛姆才算是正式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为了让他能有个安静的环境生活和写作，道布尔迪提议在南卡罗来纳自家地产的附近为他建一幢平房，费用从他将来的版税中扣除；毛姆欣然同意，战争剩余的时间里，他基本上就定居在这里。
毛姆在二战期间最大的创作成就即长篇小说《刀锋》，这也是他创作生涯晚期最重要的作品，已经年近七十高龄的老作家创作力之旺盛真是令人感佩不已。毛姆被誉为最会讲故事的作家，狄更斯之后读者最多、作品流传最广的英国作家，他自己却说他并不擅长向壁虚构：“我从没说过自己有凭空编故事的本领；我往往需要一个事件或是一个人物才好动笔，不过我总是运用想象力、创作力以及戏剧感，把素材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就《刀锋》而言，那个事件是一九三八年他的印度之行，而那个人物当然就是主人公拉里·达雷尔，在回答有关这部作品的问题时，毛姆曾坦言拉里这个人物已经在他的头脑中盘桓了二十年，而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再次提起了他的兴致，促使他最终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而且这已经不是他头一次探讨人类物质性的世俗世界与属灵的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这一主题了，在某种程度上，《刀锋》可以说是他对于一九二一年的著名短篇《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的扩充、深化和重写。
毛姆从来都不是个圣人，相反，他“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喜欢世俗的成功，他享受名利给他带来的便利，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写的大都是凡俗之人的凡俗人生；他对人性有透彻的认识，因此对人性的弱点也有无限的同情，也正因此，他被人认为“愤世嫉俗”，他被人称为犬儒主义者。但在充分享受世俗世界、凡俗人生的同时，他又一直难以抛却对于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甚至达到寝食难安的程度。就在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剧作家之后，他毅然放弃早已驾轻就熟的世俗喜剧的创作，退出名利场，埋头创作他第一部真正成熟的长篇巨著《人性的枷锁》，尽情书写他童年和青年时期刻骨铭心的伤痛与孤寂，这本自传性小说的创作对他而言简直就像是一场“驱魔”仪式：驱除过去魂牵梦绕的心魔，打开那一直束缚着他精神世界的枷锁。《人性的枷锁》的创作正值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合时宜”地于一九一五年出版。而受保罗·高更生平启发，着力描写艺术追求与鄙俗人生对立冲突的名著《月亮与六便士》则创作于一战尚未正式落幕的一九一八年，这部小说的创作实际上可以看作毛姆对于艺术是否可能成为人性超拔的途径、能否为庸常的人生指出一条明路的一次深入探索。创作于人类世界又一场更大的浩劫——二战伊始的《刀锋》，通过拉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索经历，最后一次、也是最集中地再次聚焦于人类是否可以以及最终如何得救的重大主题。这个主题可以说是毛姆这个表面看来愤世冷嘲的人世挑剔者和人性观察家一生创作的潜流，也应该是所有伟大作家共同探索和诘问的母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刀锋》在毛姆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集大成的总结性意味，他本人也将其当作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看待，虽然事实上此后他还出版了《过去与现在》和《卡塔丽娜》两部长篇，但那分别是利用他最感兴趣的两个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素材创作的历史小说，虽然同样妙趣横生，在某种程度上却只能算是职业作家的游戏之作了。
这个在毛姆的头脑中酝酿了二十年之久的拉里的形象，他对人生终极意义、人性救赎之道的苦苦追寻和不懈探索，也正代表了作家本人长达一生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拉里的“得道”之路可以视作毛姆本人对这一艰难探索的终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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