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忻州城的衙役、捕快们是最忙的了，一场大战下来，数百马匪隐匿无踪，虽然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并未上报京师，但周边的几个县、府，却是心知肚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大规模的“缉匪捕盗”。
在大明的政府体制中，衙役们处于最底层，虽然普通老百姓如今已是把他们看做是“官老爷”，但实际上，他们却是根本就不入流地“役”，换句话说，都属于政府编制外的临时工。
一般而言，在大明每个级别的政府机构中，通常的日常工作，基本都是归于各个吏员来处理的，他们虽然也算不上是官、没有品级，但好赖还算是官府承认地官方人员。
而衙役则根本没有官方身份，只属于为衙门地服役性质，这些人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即所谓“三班衙役”。
张知秋在街上闲逛，倒也没有人来聒噪与他——张知秋身形高大，在这时代也算得上是“相貌奇特”之人，这些人在几日来，倒也识得了了这个东城老孙头家的“赘婿”。
看着满街乱走的衙役们，张知秋却也暗暗称奇：这忻州城看着不大，竟然养得起这么多的衙役，倒也有些让他感到意外。
一般而言，各级政府对于衙役的正式编制也是有规定的，但这些都被流于形式：一个上等县的编制，只有寥寥数十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
事实上，实际上的衙役数量，都是大大超过了编制的，但这些超编人员，就都要由当地的官府来解决他们的薪水问题了。
当然，这个问题完全都是由衙役们自己来解决的，事实上他们也不靠工资过活，主要收入是来源于各种“规费”，也就是“手续费”、“保护费”之类的半公开隐形收入。
一般来说，一名正式衙役，手下往往还有三四名“白役”，就是白干活没工资的临时工，比如在现代的央视就有许多此类人，跟着某个正式员工、甚至是资深临时工厮混，挂个虚名招摇撞骗，乐此不疲。
以张知秋这些天的观察，忻州城至少数百人的衙役是有的，不过他如今到也不是感慨这衙役的人多，只是好奇这忻州的繁荣。
如果没有繁荣地市面，那只靠“打官司”地那些钱是养活不了多少衙役的，而张知秋在忻州地“三日游”，也充分地感受到了这座小城地经济活力。
大概是这些天来修养得法，张知秋也陆续地能想起一些东西，比如在看到这些衙役的时候，他便想起一些相关地记载来。
许多人以为古代官衙机构简练，并据此来认为现代官员太多，实际上这是只看那些正式编制、而不计算超编吏员和衙役所造成的误解。
据清代曾任四川巴县知县的刘衡记载，在他到巴县上任时，衙役竟有7000人之多。
一个通常常住人口只有数万人口的县城，有数百名吏员，上千名衙役，怎么也不能说成是“小政府”的了，只不过这些人的开支，到确实是不走国库的。
当然，现代的官员也确实是多了些，几乎已经是“世界之最”了——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平均数……
不过，张知秋有些奇怪的是这些衙役们的“身份”问题——就如同在现代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商人们一样，他们的实际生活高，但是社会地位低，而且还被一般人所“看不起”。
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的时代：商人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准公务员”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事实证明，这全部都是扯淡。
衙役的身份分两种：相对没什么“实权”的民壮、库丁、铺兵为良民，反而手握重权的皂、快、捕、仵、禁卒、门子却是“贱民”。
这些“贱民”地社会地位，与倡优奴婢同列，而其中作为“公安人员”地捕役，其社会地位又在其中最低。
所有“贱民”衙役，包括其三代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也不准捐纳买官，为士绅所不齿，有些平民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
换句话说，那些可以随意被衙役们欺凌地农民和小市民们，在理论上他们的社会地位是要比衙役们高的。
不过，只要想想这个时代就连许多皇族都是要上街讨饭了，张知秋也就决定无视这一切无聊的阶级分类，还是按自己记忆中的那套现代逻辑来处理好了。
悠然地走在垃圾满地、污水横流的大街上，张知秋已经习惯于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了，事实上即便是到了现代，在那些大都市中也都是一下雨就要内涝的，遑论这数百年前的明朝。
区区一个下水道，中国人几千年都也没有解决掉……
在这个时代，“各人自扫门前雪”可不仅仅只是说说而已，一路行来，也有一些路段是被打扫的干净宜人，但这都是两边店铺、或者是房屋主人家自己所为，与官府没有一毛的关系。
看着道路两边地正宗的“文物”，虽然兜里没有一文钱，但张知秋却仍是感到心旷神怡——在现代想要逛同是山西小县地“平遥古城”，没有真金白银，你就做梦去吧……
古人云“乐极生悲”，张知秋很快便体验到了这一点：随着脚下一个打滑，踉跄站定地张知秋立刻便闻到了一股熟悉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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