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失其鹿，群雄共逐。
元朝末年，几十年地坐享其成，已经完全地将蒙古人从昔日地草原雄鹰，变成了今日地圈养草鸡。
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内战不断，而这时地国家军政大权也已经转移到了握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
元朝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
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
蒙古人要弥补亏空，但却没有宋朝那种开源节流地本事，只有是不断地加重税收，滥发纸币，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而官吏敛括的花样更是无奇不有。
到了元顺帝（元惠宗）时，一切腐败现象已然是达到极点，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皇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五十九万；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又灾，饥民四十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盗匪横行。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便以“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
至元四年（1338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暴动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由于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北方原辽国、金国汉族人）、南人（南方南宋汉族人），因此蒙古人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
元丞相伯颜等人由此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还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
如是种种，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终于爆发了最终将蒙古人赶回草原、并引发元帝国彻底崩溃地红巾军大起义。
在红巾军起义地前后，日后坐大地还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元末群雄，从始至终都分为两大派系，即刘福通和徐寿辉的红巾军系，以及张士诚、方国珍的非红军系。
红巾军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此人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的名分来组织农民进行造反，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于是“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
后来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
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也就是给病人喝掺杂了药物地天然矿泉水，而袁州百姓也“事之如神”。
彭和尚也是长期利用白莲教发展组织的高手，当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时，他逃匿至淮西，淮民“争庇之”。
徐寿辉，本来布贩子一名，实则绣花枕头一个，彭和尚见他相貌不俗，便推举他为王，在蕲、黄起义，并建元“治平”，国号天完。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地义军中，“天完”军地纪律是最为严明的，也是扰民最少的。
“天完”者，大元上各加一横一宝盖，“压”大元为主也；“天完”政权地太上皇是彭和尚，主要执行人则是邹普胜。
天完政权初开张时，攻伐四克，不仅打败元朝威顺王宽彻不花大军，连陷饶州、信州以及湖广、江西诸郡县，未几又破昱岭关，攻克杭州，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邹普胜一军也极能打，连克太平诸路，声势大震。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于是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所控制。
可惜的是，天完政权中，没有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教他们长谋远略，得城多多，遂得遂失；闹腾一年多，所存广大地区一个一个丢掉，最后连“国都”蕲水也被元军攻下，“皇帝”徐寿辉只能跑到黄梅躲着。
彭和尚见势不妙，携带大笔珠宝不知所踪，日后此人再无露面，估计是蓄发当起了富家翁。
就这一点而言，彭和尚是成也白莲教、败也白莲教：读书人所尊奉地是儒家地孔子，与白莲教所信奉地“弥勒佛”风马牛不相及，二者能有什么共鸣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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