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我会手软。我报了仇，罪当抵命。我不会跑，请为我的灵魂祈祷吧。
——席勒
于连吓呆了，什么也看不见。稍为清醒以后，看见众多的善男信女纷纷跑出了教堂，神甫已走下了祭坛。几个妇女叫喊着跑开，于连慢步跟在后面。一个女人跑得比别人更快，把于连碰倒在地，两脚被大家撞翻的椅子卡住。他爬起来，觉得有人箍住他的脖子，原来被一位穿制服的警察逮捕了。于连机械地想拔手枪，但第二个警察抓住了他的双臂。
他被带往监狱，来到一个房间，被铐上双手，独自关押在牢房里，门上了重锁。动作很快，不等他感觉到便已经做完了。
“我的天，一切都完了，”他清醒过来，大声说道，“……半个月之后上断头台……或者不等到那时候便自己了断。”
他没想其他的，只觉得头像被使劲夹住。他想看看是谁夹他。不多一会儿便沉沉睡去了。
德·雷纳夫人没有受到致命伤，第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帽子，她转过身来，第二枪便响了，子弹打中她的肩膀。令人惊讶的是，子弹把肩胛骨打断了之后又弹回来，打中一根哥特式柱子，落下了一大块碎石砟。
外科医生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很仔细地给她包扎好疼痛的伤口后对她说：“我敢负责，您没有生命危险。”德·雷纳夫人听了反而伤心起来。
长久以来，她打心底里愿意死，那封写给德·拉摩尔先生的信是听她忏悔的神甫要她写的，这无异给这个生活在痛苦之中、感到心力交疲的女人以最后一击。她苦就苦在看不见于连，她管这个叫报应。指导神甫是一位刚从第戎调来的年轻教士，虔诚而有德，看出了她的心思。
德·雷纳夫人心想：“这样死，而不是自杀，算不上是罪过。我甘愿去死也许会获得上帝的宽恕。”她不敢加上一句：“死在于连手里是最大的幸福。”
她刚把外科医生和成群地前来慰问的朋友打发走，便立即叫人把她的贴身女仆艾莉莎喊来，红着脸对她说：
“监狱看守是个狠心人，一定会折磨他，以为这样会使我解恨……想到这里我就受不了。您能否去找看守，把这个装着几块金币的小包给他？就说是您给的。您对他说，宗教不允许他虐待犯人……一定要他不把送钱给他这件事说出去。”
正是由于我们刚讲的这个原因，于连得到了监狱看守的人道待遇。那看守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完全站在政府一边的诺瓦鲁先生，我们上面说过，阿佩尔先生到来的消息曾经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一位法官来到监狱。
“我是蓄意杀人。”于连对他说道，“手枪是我在某某武器店买的，并叫店主装了子弹。刑法第1342条明文规定，我罪当死。我静候处决。”
这种回答方式使法官很惊讶，他故意反复盘问，想使被告人自露马脚。
“我已经像你们希望的那样自认有罪了，您难道看不出来？”于连微笑着对他说道，“您追捕的猎物是逃不脱的，您可以称心如意地定我的罪。现在您快走吧。”
于连心想：还有一件讨厌的事必须做，就是给德·拉摩尔小姐写信。他写道：
我报了仇，不幸的是，我的名字将要见报，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这个世界。两个月之后，我便要死了。报仇是痛苦的，离开你也一样。从这一刻起，我要禁止自己写或者提到你的名字。你也永远不要提起我，即使对我的儿子也不要提。沉默是纪念我的最好方法。对常人来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杀人犯。在这最后关头，请允许我说句老实话：你一定会忘记我的。我建议你永远不要提这场大祸，而这场大祸要许多年后才能克服你性格中一切浪漫和过于冒险的成分。你生来应该与中世纪的英雄在一起，你要表现出他们坚强的个性。但愿该发生的事悄悄地发生而不把你牵连在内。你要改名换姓，别交知心朋友。若你一定要有朋友的帮助，我便给你留下彼拉尔神甫。
千万别和其他人谈，尤其是你同阶级的人，像德·吕兹和凯律之流。
我死后一年，你就嫁给德·克罗兹诺瓦吧，我恳求你，作为你的丈夫，我命令你这样做。别给我写信，我不会回信的。我远没有伊阿古[1]那样坏，但我要像他那样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一句话。
我将不再说话，不再写信。我现在对你说的就是我最后的话，表示我临终前对你的挚爱。
J.索海尔
发出这封信后，于连稍为清醒了一点时才第一次感到悲从中来。“我要死了。”这句谶语把他的雄心壮志逐一从心里驱除。死亡本身他认为并不可怕，而终其一生，他只不过为这种不幸作长期的准备而已，所以并不在乎，没有把死亡看做是最大的不幸。
他问自己：“什么？如果两个月后我要和一个枪法了得的人决斗，难道我会胆战心惊，思想总放不下吗？”
他苦苦思索了一个多小时，想从这方面了解一下自己是怎样一个人。
当他看清了自己的思想，而现实像监狱里的柱子一样摆在他眼前时，他想到了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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