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迷惘！多少个不眠之夜！天哪！难道我要如此自卑自贱？他本人一定会看不起我。可是，他走了，走了。
——阿尔弗雷德·缪塞[1]
玛蒂尔德写这封信并非没有思想斗争。不管她最初是如何对于连产生兴趣的，反正这种兴趣很快便压倒了自她有知以来一直统治着她内心的骄傲。她从来都是骄矜而冷漠，现在却第一次为情颠倒。但尽管这种感情战胜了骄傲，却依然难以摆脱骄傲的习惯。两个月来的心理斗争和前所未有的感受可以说改变了她整个的思想。
玛蒂尔德认为幸福已经在望。这种前景对勇敢而又有过人智慧的人来说具有无所不能的威力，但仍必须与尊严和一切世俗的责任感作长期的斗争。一天，她清早七点便闯进母亲的房间，要求允许她到维尔基耶独自过一段日子。侯爵夫人根本不屑回答，只是劝她回去睡觉。这是她最后一次乖乖听话，遵从教导。
她并不大害怕犯错误和违反凯律、德·吕兹和克罗兹诺瓦之流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她认定这些人生来就不理解她。如果是购买马车或地产，她倒会询问他们的意见。她真正害怕的是于连对她不满意。
“他高人一等也许只是表面现象？”
她最恨没有个性，这是她对周围那班英俊少年惟一不满意的地方。他们越是觉得自己跟得上潮流，而对一切不合或未能紧跟潮流的事物冷嘲热讽，她便越看不起他们。
她心想：“他们勇敢，但仅此而已。再说，怎样的勇敢呢？勇于决斗，但决斗已不过是一种仪式，一切事先已经知道，甚至倒下时该说句什么话也考虑好了。躺在草地上，手按着胸口，宽宏大度地原谅对手，给美人留下临终遗言，而这美人往往只是无中生有，或者你死的那天，为了免人生疑，径自上舞会去了。
“他们可以刀光剑影地率领一队骑兵去冒险犯难，但是单人独骑，遇到意料不到而又确实使人毛骨悚然的危险时又会如何呢？”
“唉！”她暗自想道，“只有亨利三世的宫廷才有这样出身高贵、性格突出的伟大人物！啊！要是于连曾经在雅纳克或者蒙孔图尔[2]服过役，我便不会再有怀疑了。在那叱咤风云的年月，法国人可不是孬种，争战之日几乎可以说不能有半点犹豫。
“他们的生命并非像埃及的木乃伊那样被禁锢在一成不变、万众相同的外壳之中。不错，”接着，她又说道，“那时候，晚上十一点，独自从卡特琳娜·德·梅迪契王后居住的苏瓦松府告辞出来，比今天到阿尔及尔[3]去闯荡更需要有真正的勇气。那时，人的一生就是一连串的冒险。现在，文明取代了冒险，一切都按部就班。如果思想不规范，讽刺挖苦就没个完。如果事情越了轨，一害怕，什么卑鄙的伎俩都能使出来。只要是因害怕而做出的荒唐事都可以原谅。真是个堕落而讨厌的时代。如果卜尼法斯·德·拉摩尔从墓中探出他被割下的脑袋，看到一七九三年，他十七个后人像绵羊般被人逮捕，两天后在断头台上引颈就戮，他会怎样说呢？死就死吧，非要自卫和至少杀掉一两个雅各宾党那就不够高雅了。唉！如果在法兰西英雄辈出的年月，卜尼法斯·德·拉摩尔的时代，于连一定会成为骑兵队长，而我哥哥则会成为年轻的教士，品行端正，两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满嘴仁义道德。”
几个月以前，玛蒂尔德一心想邂逅一位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人物，结果大失所望。她曾经冒昧地给圈子里的几位年轻人写信以求获得一点欢乐。对一名少女来说，这种大胆做法实在有失体统，不够谨慎，可能在德·克罗兹诺瓦、他父亲德·肖纳公爵和肖纳府中的人眼里使她丢尽了脸面。因为他们看到婚事告吹，一定会问个究竟。在那些日子，玛蒂尔德每写一封信，夜里都睡不着。但写的都不过是回信而已。
现在，她大着胆子表达自己的爱，是她首先（多可怕的字眼！）写信给一个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男子。
这件事万一被发现，将会使她身败名裂。到她母亲府上来的女客当中，哪位敢替她说句话呢？有哪种借口能让她们传出去以减轻沙龙里可怕的责难呢？
口头说出来已经够可怕的了，何况白纸黑字写下来？当日拿破仑获悉拜兰[4]投降时就曾经失声喊过：有的事是不能见诸文字的呀！这句话还是于连告诉她的，现在想来，仿佛事先已告诫过她一样。
但这一切都还不算什么，玛蒂尔德的忧虑有另外的原因。她忘记了会对整个上流社会产生的可怕后果，置有辱家风而蒙受无法清除和遭人蔑视的污点于不顾，居然给一个身份与克罗兹诺瓦、德·吕兹和凯律等人截然不同的男子主动写信。
于连为人莫测高深，即使和他维持一般的关系，也令人心惊胆战，何况想拿他当作情人，听他摆布！
万一我被他所控制，谁知道他还会提出什么要求？算了吧，我还是像美狄亚[5]那样，对自己说一句：“任他千难万险，我自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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